阿米尔的爸爸高大强健，富有而慷慨
他对自己孱弱的儿子感到了些许遗憾
他对哈桑的关爱令阿米尔不满
阿米尔总是想方设法独自享有父亲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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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卡勒德·胡塞尼
演播：徐涛

上学的时候，我们常常玩一种连句的游戏，也就是诗歌比赛。
教授法尔西语课的老师从中主持，规则大抵是这样的：
你背一句诗，你的对手有六秒钟的时间可以回答，
但必须是以你背出来那句诗最后一个字开头的诗句。
班里人人都想跟我一组，
因为那时十一岁的我已经能背出迦亚谟、哈菲兹的数十篇诗歌，
也能诵得鲁米著名的《玛斯纳维》。
有一次，我代表全班出战，并且旗开得胜。
那天夜里我告诉爸爸，他只是点点头，咕哝了一声:“不错。”

为了逃避爸爸的冷漠，我埋首翻阅故去的母亲留下的书本。
此外，当然还有哈桑。
我什么都读，鲁米，哈菲兹，萨迪，维克多·雨果，
儒勒·凡尔纳，马克·吐温，伊恩·弗莱明。
读完妈妈的遗藏——之后，我开始用零花钱买书。
我每周到电影院公园边上的书店买一本书，直到书架放不下了，就放在硬纸箱里面。

当然，跟诗人结婚是一回事，但生个喜欢埋首诗书多过打猎的儿子……
这么说吧，那可不是爸爸所希望看到的。
我想，真正的男人不看诗——真主也禁止他们创作呢。
真正的男人——真正的男孩——应该像爸爸小时候那样踢足球去，
那才是值得付出热情的玩意儿。
1970年，爸爸暂停了恤孤院的工程，飞往德黑兰，在那儿停留一个月：
由于阿富汗当时还没有电视，他只好去那边看世界杯足球赛。
为了激起我对足球的热情，他替我报名参加球队。
但我这个可怜虫变成球队的负担，不是传丢了球，就是愚蠢地挡住队友的进攻路线。
我瘦弱的双腿跌跌撞撞地在球场上奔跑，声嘶力竭，球却不会滚到我脚下来。
我越是喊得起劲，双手在头顶尽力挥舞，
高声大喊:“传给我，传给我!”队友们越是对我视若不见。
但爸爸从不放弃。
等到他没有将任何运动天分遗传给我的事实昭然若揭之后，
他又开始试着把我变成一个热情的观众。
当然，我能做得到，不是吗?
我尽量装得兴致勃勃。
跟他一起，每逢喀布尔队跟坎大哈队比赛，就大喊大叫；
每逢我们的球队遭到判罚，就咒骂裁判。
但爸爸察觉到我并非真心实意，只好黯然放弃，接受这个悲惨的事实：
他的儿子非但不喜欢玩足球，连当观众也心不在焉。

我记得有个新年，爸爸带我去看一年一度的比武竞赛。
比武竞赛在春季的第一天举行，今天仍是阿富汗举国热爱的赛事。
技艺精熟的骑士通常会得到大亨的赞助，
他必须在混战中夺得一只屠宰后的羊或牛，
驮着它全速绕看台迅跑，然后将其丢进得分圈。
在他后面，会有另外一群骑士追逐着他，竭尽所能——
脚踢、手抓、鞭打、拳击——试图将牛羊夺过来。
那天，骑士在战场上高声叫喊，横冲直撞，激起重重尘雾；
观众则沸反盈天，兴奋异常；
马蹄得得，震得大地抖动。
我们坐在看台的座位上，看着那些骑士在我们面前呼啸而过，他们的坐骑则白沫横飞。

爸爸指着某个人:“阿米尔，你看到坐在那边的家伙吗，身边围着很多人那个?”
“看到了”。
“那是亨利·基辛格。”
“哦。”我不知道基辛格是何许人，兴许随口问了。
但在那个关头，我见到一件恐怖的事情：
有个骑士从鞍上跌落，数十只马蹄从他身上践踏而过。
他的身体像个布娃娃，在马蹄飞舞间被拉来扯去。
马队飞奔而过，他终于跌落下来，抽搐了一下，便再也没有动弹；
他的双腿弯曲成不自然的角度，大片的血液染红了沙地。

我放声大哭。
我一路上哭着回家。
我记得爸爸的手死死抓住方向盘，一会儿抓紧，一会儿放松。
更重要的是，爸爸开车时沉默不语，厌恶溢于言表，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那天夜里，我路过爸爸的书房，偷听到他在跟拉辛汗说话。
我将耳朵贴在门板上。

“……谢天谢地，他身体健康。”拉辛汗说。
“我知道，我知道，可他总是埋在书堆里，要不就在家里晃晃悠悠，好像梦游一般。”
“那又怎样?”
“我可不是这个样子。”爸爸丧气地说，声音中还有些愤怒。
拉辛汗笑起来。“孩子又不是图画练习册，你不能光顾着要涂上自己喜欢的颜色。”
“我是说，我根本不是那个样子的。
跟我一起长大的孩子也没有像他那样的。”
“你知道，有时你是我认识的人中最自以为是的了。”
在我认识的人当中，只有他敢这么跟爸爸说话。
“跟这个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吗?”
“没有。”
“那跟什么有关系?”

我听到爸爸挪动身子，皮椅吱吱作响。
我合上双眼，耳朵更加紧贴着门板，又想听，又不想听。
“有时我从这扇窗望出去，我看到他跟邻居的孩子在街上玩。
我看到他们推搡他，拿走他的玩具，在这儿推他一下，在那儿打他一下。
你知道，他从不反击，从不。
他只是……他只是，低下头，然后……”

“这说明他并不暴戾。”拉辛汗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拉辛，你知道的。”
“这孩子身上缺了某些东西。”
“是的，缺了卑劣的性格。”
“自我防卫跟卑劣毫不搭边。
你知道事情总是怎么样的吗?
每当那些邻居的孩子欺负他，总是哈桑挺身而出，将他们挡回去。
这是我亲眼见到的。
他们回家之后，我问他,‘哈桑脸上的伤痕是怎么回事?’
他说:‘他摔了一跤。’我跟你说，拉辛，这孩子身上缺了某些东西。”
“你只消让他找到自己的路。”
“可是他要走去哪里呢?”
“一个不能保护自己的男孩，长大之后什么东西都保护不了。”
“你总是将问题过度简化了。”
“我认为不是的。”
“你生气，是因为你害怕他不会接管你的生意。”
“现在谁在简化问题?”
“看吧，我知道你跟他关系很好，这我很高兴。
我是说，我有些妒忌，但很高兴。
他需要有人……有人能理解他，因为真主知道我理解不了。
可是阿米尔身上有些东西让我很烦恼，我又说不清楚，它像是……
我能猜到他在寻觅，在搜寻一个恰当的字眼。
爸爸放低了声音，但终究还是让我听到了。
“要不是我亲眼看着大夫把他从我老婆肚子里拉出来，我肯定不相信他是我的儿子。”

次日清晨，哈桑在替我准备早餐，他问我是不是有什么烦心的事情。
我朝他大吼，叫他别多管闲事。

至于那卑劣的性格，拉辛汗错了。

爸爸生于1933年，同年查希尔国王开始了他对阿富汗长达40载的统治。
就在那年，一对来自喀布尔名门望族的年轻兄弟，开着他们父亲的福特跑车一路狂飙。
他们抽了大麻，喝了法国葡萄酒，
醉意醺然，又有些亢奋，在去往帕格曼的途中撞死了一对哈扎拉夫妇。
警察逮到了这两个略带悔意的青年，连同罹难夫妻那个五岁的遗孤，带到爷爷跟前。
爷爷是位德高望重的法官，听完那对兄弟辩说来龙去脉之后，
爷爷不顾他们父亲的哀求，判决那两个年轻人立即到坎大哈去，充军一年。
此前他们家里已经不知用了什么手段，免去他们服役的义务。
他们的父亲有所申辩，然而不是太激烈，
最终，人人都赞同这样的判罚，认为也许有些严厉，却不失公正。
至于那个孤儿，爷爷将他收养在自己家里，让仆人教导他，不过得对他和蔼一些。
那个孤儿就是阿里。

阿里和爸爸一起长大，他们小时候也是玩伴——
至少直到小儿麻痹症令阿里腿患残疾，就像一个世代之后哈桑和我共同长大那样。
爸爸总是跟我们说起他和阿里的恶作剧，阿里会摇摇头，说:
“可是，老爷，告诉他们谁是那些恶作剧的设计师，谁又是可怜的苦工。”
爸爸会开怀大笑，伸手揽住阿里。

不过爸爸说起这些故事的时候，从来没有提到阿里是他的朋友。

奇怪的是，我也从来没有认为我与哈桑是朋友。
无论如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朋友。
虽然我们彼此学习如何在骑自行车的时候放开双手，
或是用硬纸箱制成功能齐备的相机。
虽然我们整个冬天一起放风筝、追风筝。
虽然于我而言，阿富汗人的面孔就是那个男孩的容貌：
骨架瘦小，理着平头，耳朵长得较低，
那中国娃娃似的脸，那永远燃着微笑的兔唇。

无关乎这些事情，因为历史不会轻易改变，宗教也是。
最终，我是普什图人，他是哈扎拉人，
我是逊尼派，他是什叶派，这些没有什么能改变得了。
没有。

但我们是一起蹒跚学步的孩子，
这点也没有任何历史、种族、社会或者宗教能改变得了。
十二岁以前，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跟哈桑玩耍。
有时候回想起来，我的整个童年，
似乎就是和哈桑一起度过的某个懒洋洋的悠长夏日，
我们在爸爸院子里那些交错的树木中彼此追逐，
玩捉迷藏，玩警察与强盗，玩牛仔和印第安人，折磨昆虫——
我们拔掉蜜蜂的尖刺，在那可怜的东西身上系根绳子，
每当它想展翅飞走，就把它拉回来，这带给我们无与伦比的快乐。

我们还追逐过路的游牧部落，他们经由喀布尔，前往北方的层峦叠嶂。
我们能听到他们的牧群走近的声音：
绵羊咪咪，山羊咩咩，还有那叮当作响的驼铃的声音。
我们会跑出去，看着他们的队伍在街道上行进，
男人满身尘灰，脸色沧桑，
女人披着长长的、色彩斑斓的肩巾，挂着珠链，手腕和脚踝都戴着银镯子。
我们朝他们的山羊投掷石头，拿水泼他们的骡子。
我让哈桑坐在“病玉米之墙”，拿弹弓用小圆石射他们的骆驼的屁股。

我们第一次看西部电影也是两个人，
在与那家我最喜欢的书店一街之隔的电影院公园，看的是约翰·韦恩的《赤胆屠龙》。
我记得当时我求爸爸带我们到伊朗去，那样我们就可以见到约翰·韦恩了。
爸爸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狂笑——与汽车引擎加速的声音颇为相像，
等他能说得出话的时候，告诉我们电影配音是怎么回事。
哈桑跟我目瞪口呆，愣住了。
原来约翰·韦恩不是真的说法尔西语，也不是伊朗人!
他是美国人，就像那些我们经常看到的男男女女一样，
他们神情友善，留着长发，吊儿郎当地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在喀布尔城里游荡。
我们看了三遍《赤胆屠龙》，但我们最喜欢的西部片是《七侠荡寇志》，看了十三遍。
每次电影快结束的时候，
我们哭着观看那些墨西哥小孩埋葬查尔斯·勃朗森——结果他也不是伊朗人。

我们在喀布尔新城那个弥漫着难闻气味的市场闲逛。
新城叫沙里诺区，在瓦兹尔·阿克巴·汗区以西。
我们谈论刚刚看完的电影，走在市场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我们在商人和乞丐中蜿蜒前进，穿过那些小店云集的拥挤过道。
爸爸每周给我们每人十块阿富汗尼的零花钱，
我们用来买温热的可口可乐，还有洒着开心果仁的玫瑰香露雪糕。

上学那些年，我们每日有固定的程式。
每当我从床上爬起来，拖拖沓沓走向卫生间，
哈桑早已洗漱完毕，跟阿里做完早晨的祈祷，帮我弄好早餐：
加了三块方糖的热红茶，一片涂着我最爱吃的樱桃酱的馕饼，
所有这些整整齐齐地摆在桌子上。
我边吃边抱怨功课，
哈桑收拾我的床铺，擦亮我的鞋子，熨好我那天要穿的衣服，替我放好课本和铅笔。
我听见哈桑在门廊边熨衣服边唱歌，用他那带鼻音的嗓子唱着古老的哈扎拉歌曲。
然后，爸爸和我出发，开着他的福特野马轿车——会引来艳羡的目光，
因为当时有部叫《警网铁金刚》的电影在电影院已经上映了半年，
主角史蒂夫·麦奎因在影片中就开这种车。
哈桑留在家里，帮阿里做些杂务：
用手将脏衣服洗干净，然后在院子里晾干；
拖地板；去市场买刚出炉的馕饼；给晚餐准备腌肉；还有就是浇灌草坪。

在哈桑的鼓励下，阿米尔完成了自己生平第一次的文学创作，
他忐忑不安地拿给了父亲看，却并没有得到父亲的夸奖，
倒是父亲的朋友拉辛汗给了他热情洋溢的赞赏。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追风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