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筝比赛之后，哈桑变得沉默而孤僻，令阿里很是担心。
而阿米尔则时时承受着良心的谴责，郁郁寡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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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卡勒德·胡赛尼
演播：徐涛

1975年冬天剩下的那些日子在我记忆里面十分模糊。
我记得每当爸爸在家，我就十分高兴。
我们会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一起拜访霍玛勇叔叔或者法拉克叔叔。
有时拉辛汗来访，爸爸也会让我在书房里喝茶。
他甚至还让我念些自己写的故事给他听。
一切都很美好，我甚至相信这会永恒不变。
爸爸也这么想，我认为我们彼此更加了解。
至少，在风筝大赛之后的几个星期，爸爸和我相互抱有甜蜜的幻想，以某种我们过去从未有过的方式相处。
我们其实在欺骗自己，居然认为一个用棉纸、胶水和竹子做的玩具，能弥合两人之间的鸿沟。

可是，每当爸爸不在——他经常不在家——我便将自己锁在房间里面。
我几天就看完一本书，写故事，学着画马匹。
每天早晨，我会听见哈桑在厨房忙上忙下，听见银器碰撞的叮当声，还有茶壶烧水的嘶嘶声。
我会等着，直到哈桑把房门关上，我才会下楼吃饭。
我在日历上圈出开学那天，开始倒数上课的日子。

让我难堪的是，哈桑尽一切努力，想恢复我们的关系。
我记得最后一次，我在自己的房间里，看着法尔西语节译本的《劫后英雄传》，他来敲我的门。
“谁?”
“我，我要去烘焙房买馕饼，我来……问问要不要一起去。”
“我觉得我只想看书，”我说，用手揉揉太阳穴。
后来，每次哈桑在我身边，我就头痛。
“今天阳光很好。”
“我知道。”
“也许出去走走会很好玩。”
“你去吧。”
“我希望你也去。”
他停了一会儿，不知道什么东西又在撞着门，也许是他的额头。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阿米尔少爷。希望你告诉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再一起玩了。”
“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哈桑，你走开。”
“你可以告诉我，我会改的。”
我将头埋在双腿间，用膝盖挤着太阳穴。
“我会告诉你我希望你别做什么。”我说，双眼紧紧闭上。
“你说吧，你说吧，阿米尔少爷。”
“我要你别再骚扰我，我要你走开。”我不耐烦地说。
我希望哈桑会报复我，破门而入，将我臭骂一顿——这样事情会变得容易一些，变得好一些。
但他没有那样做，隔了几分钟，我打开门，哈桑已经不在了。
我倒在自己的床上，将头埋在枕上，眼泪直流。

自那以后，哈桑搅乱了我的生活。
我每天尽可能不跟他照面，并以此安排自己的生活。
因为每当哈桑在旁边，房间里的氧气就会消耗殆尽。
我的胸口会收缩，无法呼吸；我会站在那儿，被一些没有空气的泡泡包围，喘息着。
可就算哈桑不在我身边，我仍然感觉到他在他就在那儿，
在藤椅上那些他亲手浆洗和熨烫的衣服上，在那双摆在我门外的温暖的便鞋里面，
每当我下楼吃早餐，他就在火炉里那些熊熊燃烧的木头上。
无论我走到哪儿，都能看见他忠心耿耿的信号，他那该死的、毫不动摇的忠心。

那年早春，距开学还有几天，爸爸和我在花园里种郁金香。
大部分积雪已经融化，北边的山头开始露出一片片如茵绿草。
那是个寒冷、阴沉的早晨，爸爸在我身旁，一边说话，一边掘开泥土，把我递给他的球茎种下。
爸爸告诉我，有很多人都以为秋天是种植郁金香的最好季节，然而那是错的。
这当头，我问了爸爸一个问题:“爸爸，你有没有想过请新的佣人?”
爸爸扔下球茎，把铲子插在泥土中，扔掉手里的工作手套，看来我让爸爸大吃一惊，
“什么?你刚才说什么?”
“我只是想想而已，没别的。”
“为什么我要那样做?”爸爸粗声说。
“你不会，我想。那只是一个问题而已。”
我的声音降低了。我已经后悔自己那样说了。
“是因为你和哈桑吗?我知道你们之间有问题，但不管那是什么问题，应该处理它的人是你，不是我。我会袖手旁观。”
“对不起，爸爸。”
“我和阿里一起长大。我爸爸将他带回家，他对阿里视如己出。
阿里待在我家四十年了，整整四十年。
而你认为我会将他赶走?”
“我不会碰你一下，阿米尔，但你要是胆敢再说一次……”
“你真让我觉得羞耻。至于哈桑……哈桑哪里也不去。你知不知道?”
我望着地面，手里抓起一把冷冷的泥土，任由它从我指缝间滑落。
“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爸爸。”
“哈桑哪儿都不去，”爸爸愤怒地说。
他拿起铲子，在地上又掘了一个坑，用比刚才更大的力气将泥土铲开，
“他就在这儿陪着我们，他属于这儿。
这里是他的家，我们是他的家人。以后别再问我这样的问题!”
“不会了，爸爸，对不起。”
爸爸闷声把剩下的郁金香都种完。

第二个星期，开学了，我如释重负。
学生分到了新的笔记本，手里拿着削尖的铅笔，在操场上聚集在一起，
扬起尘土，三五成群地交谈，等待班长的哨声。
爸爸的车开上那条通向校门的土路。
学校是座两层的古旧建筑，窗户漏风，鹅卵石砌成的门廊光线阴暗，
在剥落的泥灰之间，还可以看见它原来的土黄色油漆。
多数男孩走路上课，爸爸黑色的野马轿车引来的不仅仅是艳羡的眼光。
本来他开车送我上学，我应该觉得很骄傲
过去的我就是这样——但如今我感到的只是有些尴尬，尴尬和空虚。
爸爸连声“再见”都没说，就掉头离开。

我没有像过去那样，跟人比较斗风筝的伤痕，而是站到队伍中间去。
钟声响起，我们鱼贯进入分配的教室，找座位坐好，我坐在教室后面。
法尔西语老师分发课本的时候，我祈祷有做不完的作业。

上学给了我长时间待在房间里头的借口。
并且，确实有那么一阵，我忘记了冬天发生的那些事，那些我让它们发生的事。
接连几个星期，我满脑子重力和动力，原子和细胞，英阿战争，不去想着哈桑，不去想他的遭遇。
可是，我的思绪总是回到那条小巷。
总是想到躺在砖头上的哈桑的棕色灯芯绒裤，想到那些将雪地染成暗红色、几乎是黑色的血滴。

那年初夏，某个让人昏昏欲睡的午后，我让哈桑跟我一起去爬山。
告诉他我要给他念一个刚写完的故事。
哈桑当时在院子里晾衣服，他手忙脚乱把衣服晾好的样子让我看到他的期待。

我们爬上山，稍作交谈。
他问起学校的事情，问我在学什么，
我谈起那些老师，尤其是那个严厉的数学老师，他惩罚那些多话的学生，
将铁棍放在他们的指缝间，然后用力捏他们的手指。
哈桑吓了一跳，说希望我永远不被惩罚。
我说我到目前为止都很幸运，不过我知道那和运气没什么关系。
我也在课堂上讲话，但我的爸爸很有钱，人人认识他，所以我免受铁棍的刑罚。

我们坐在墓园低矮的围墙上，在石榴树的树影之下。
再过一两个月，成片的焦黄野草会铺满山坡，
但那年春天雨水绵绵，比往年持续得久，到了初夏也还不停地下着，
杂草依然是绿色的，星星点点的野花散落其间。
在我们下面，瓦兹尔·阿克巴·汗区的房子平顶白墙，被阳光照得闪闪发亮；
院子里的晾衣线挂满衣物，在和风的吹拂中如蝴蝶般翩翩起舞。

我们从树上摘了十来个石榴。
我打开带来那本故事书，翻到第一页，然后又把书放下。
我站起身来，捡起一个熟透了的跌落在地面的石榴。
“要是我拿这个打你，你会怎么做啊?”
我边说着边把手里的石榴抛上抛下。
哈桑的笑容枯萎了。
他看起来比我记得的要大，不，不是大，是老。
怎么会这样呢?皱纹爬上他那张饱经风吹日晒的脸，爬过他的眼角，他的唇边。
也许那些皱纹，正是我亲手拿刀刻出来的。
“你会怎么做呢?”我重复。
哈桑脸无血色。
我答应要念给他听的那本故事书在他脚下，书页被微风吹得劈啪响。
我朝他扔了个石榴，打中他的胸膛，爆裂出红色的果肉。
哈桑又惊又痛，放声大哭。

“还手啊!”我咆哮着。
哈桑看看胸前的污渍，又看看我。
“起来!起来！打我!”我说。
哈桑站起来了，但他只是站在那儿，露出茫然失措的表情，
好比一个男人，刚才还在海滩愉快地散步，此刻却被浪花卷到大洋中间。
我又扔出一个石榴，这次打在他的肩膀上，果汁染上他的脸。
“还手!还手，你这个该死的家伙!”我希望哈桑还击。
我希望他满足我的愿望，好好惩罚我，这样我晚上就能睡着了。
也许到时事情就会回到我们以前那个样子。
但哈桑纹丝不动，任由我一次又一次扔他。
“你是个懦夫!你什么都不是，只是个该死的懦夫!”
我不知道自己击中他多少次。
我所知道的是，当我终于停下来，筋疲力尽，气喘吁吁，哈桑浑身血红，仿佛被一队士兵射击过那样。
我双足跪倒，疲累不堪，垂头丧气。
然后哈桑捡起一个石榴。
他朝我走来，将它掰开，在额头上磨碎。
他哽咽着，红色的石榴汁如同鲜血一样从他脸上滴下来。
“那么，你满意了吧?你觉得好受了吗?”哈转过身，朝山下走去。
我任由泪水决堤，跪在地上，身体前后摇晃。
“我该拿你怎么办，哈桑?我该拿你怎么办?”
等到泪痕风干，我脚步沉重地走回家，我找到了答案。

我十三岁生日在1976年夏天。
这是阿富汗最后一段平静的和平岁月。
我和爸爸的关系再度冷却了。
我想这都是因为在我们种郁金香那天我所说的那句愚蠢的话，关于请新仆人的那句话。
我后悔说了那句话——真的很后悔——但我认为即使我没说，我们这段短短的快乐插曲也会告终。
也许不会这么快，但终究会结束。
到夏天结束的时候，勺子和叉子碰撞盘子的声音又取代了晚餐桌上的交谈，
爸爸开始在晚饭后回到书房去，并把门关上。
我则回去翻看哈菲兹和迦亚谟的书，咬指甲咬到见皮，写故事。
我将故事放在床底的架子上，将它们保留起来，以备万一爸爸会跟我要去看，虽然我怀疑他不会。

爸爸举办宴会的座右铭是：如果没请来全世界的人，就不算是个宴会。
我记得生日之前一个星期，我看着那份邀请名单，
发现在近四百人中，至少有四分之三我并不认识——
包括那些将要送我生日礼物以祝贺我活过十三个年头的叔伯姑姨。
然后我意识到他们并非真的因我而来。
那天是我的生日，但我知道谁才是宴会上的天皇巨星。

父亲为阿米尔举办了盛大的生日宴会，
阿塞夫一家也受邀参加。
阿米尔不得不接受了阿塞夫的礼物。
而拉辛汗的礼物则使阿米尔感到温暖，
他差点儿就向拉辛汗和盘托出折磨得他日夜不眠的秘密。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追风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