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桑送给阿米尔的生日礼物更加重了阿米尔内心负担，
饱受良心折磨的阿米尔，终于用一个卑劣的谎言彻底断送了他与哈桑间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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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卡勒德·胡赛尼
演播：徐涛

喀布尔的夏天罕得下雨，天空一碧如洗，阳光像烙铁般灼痛后颈。
整个夏(春)天我和哈桑在溪流打水漂，到得夏天它们也干涸了。
黄包车嗒嗒走过，扬起阵阵灰尘。
午间祈祷时分，人们到清真寺去行十次“晌礼”，
跟着随便找个荫凉的地方躲进去，等待傍晚的凉意。
夏天意味着漫长的学校生活，
坐在密不透风的拥挤教室里面，浑身大汗地学着背诵《可兰经》的经文，
和那些饶舌而奇怪的阿拉伯单词作斗争；
夏天意味着听毛拉念念有词，用手掌拍死苍蝇；
意味着一阵和风吹过，带来操场那边厕所的粪便气味，
在那形影相吊的歪斜篮球架旁边吹起尘雾。

但爸爸送阿里和哈桑去车站那天下午，天下雨了。
雷轰电闪，天空灰沉沉的。
顷刻之间，大雨倾盆而至，哗哗的雨声在我耳边回荡。

爸爸本来要亲自送他们到巴米扬，但阿里拒绝了。
透过我的卧房那扇被雨水湿透的模糊窗户，
我看见阿里拖着个孤零零的箱子，
里面装着他们全副身家，走向爸爸停在大门外的轿车。
哈桑的毯子紧紧卷起来，用绳子系住，背在他身后。
他把所有的玩具都留在那间四壁萧然的斗室了，
隔天我发现它们堆在屋角，如同我房间里面的生日礼物。

雨珠刷刷流下我的窗户。
我看见爸爸将行李厢的门摔上。
他浑身湿透，走向驾驶座那边，斜倚着身子，向后座的阿里说些什么，
也许是作最后的努力，以便让他回心转意。
他们那样交谈了片刻，爸爸身上湿淋淋的，弯下腰，一只手放在轿车的顶篷上。
但当他站起身来，我从他松垮的肩膀看出，
我与生俱来的那种熟悉的生活已经一去不返了。
爸爸上车，车前灯亮起，在雨水中照出两道灯光。
如果这是哈桑跟我过去常看的印度电影，
在这个时候，我应该跑出去，赤裸的双脚溅起雨水。
我应该追逐着轿车，高声叫喊，让它停下来。
我应该把哈桑从后座拉出来，
告诉他我很抱歉，非常抱歉，
我的眼泪会跟雨水混在一起。
我们会在如注大雨中拥抱。
可这不是印度电影。
我很抱歉，但我不会哭喊，不会追逐那辆轿车。
我看着爸爸的轿车驶离路边，
带走那个人，那个平生说出的第一个字是我名字的人。
我最后一次模糊地瞥见哈桑，他坐在后座，
接着爸爸转过街角，那个我们曾无数次玩弹珠的地方。

我退后，眼里只见到玻璃窗外的雨水，看上去好像熔化的白银。

时间到了1981年3月有个年轻的妇女坐在我们对面。
她穿着一身橄榄绿服装，黑色的披肩将面部包得严严实实，以抵御深夜的寒意。
每逢卡车急刹或颠簸过路面的凹陷，她就会出声祈祷，
每次汽车的高低起伏总伴随着她的“奉安拉之名”。
她的丈夫身材矮壮，穿着破旧的裤子、天蓝色的长袍，
一手抱着婴儿，空出来的那只手用拇指转动着念珠。
他嘴唇开合，默默祈祷。
同行的还有其他人，总共十来个，包括爸爸跟我，
行李箱放在我们两腿之间，盘膝坐在被帆布包起来的后斗上，
跟这些陌生人挤在一起，搭乘这辆破旧的俄国卡车。

我们凌晨两点离开喀布尔，自那时起我的内脏就已经翻江倒海。
虽然爸爸没有说什么，但我知道在他眼里，
晕车是孱弱无能的表现——这可以从他的脸色看出来，
有好几次，我的胃收缩得厉害，忍不住呻吟，他的表情很尴尬。
那个拿着念珠的矮壮男人，问我是不是要吐了，我说可能是。
爸爸把头别开。
那男人掀起帆布的一角，敲敲驾驶室的窗门，要求司机停下来。
司机卡林是个黑瘦的汉子，一张老鹰般的脸上留着小胡子，他一边摇头一边喊。
“让他撑住，我们离喀布尔太近了。”
爸爸低声咕哝了几句。
我想告诉爸爸我很抱歉，但刹那间我满嘴唾液，喉底尝到胆汁的苦味。
我转过身，揭起帆布，在行进的卡车一边呕吐起来。
在我身后，爸爸正向其他乘客赔不是，
仿佛晕车是犯罪，仿佛人们到了十八岁就不应该晕车。
我又吐了两次，卡林这才同意停车，
大部分原因还是因为担心我弄脏他的车，他赖以谋生的工具。
卡林是个蛇头，从被俄国人占领的喀布尔，
将人们偷偷运到相对安全的巴基斯坦，这在当时可是日进斗金的生意。
他把我们载往喀布尔西南170公里外的贾拉拉巴特，
他的堂兄图尔在那边接应，负责再送逃难的人一程，
他有一辆更大的卡车，会载着我们通过开伯尔隘口，去往白沙瓦。

卡林把车停在路旁，这时我们在玛希帕瀑布以西数公里的地方。
玛希帕——它的意思是“飞翔的鱼儿”——是一处山峰，壁立千仞，
俯览着下面1967年德国人为阿富汗援建的水电站。
数不清有多少次，爸爸跟我路过那座山峰，前往贾拉拉巴特，
那个遍地柏树和甘蔗的城市是阿富汗人过冬的胜地。

我从卡车后面跳下去，跌跌撞撞走到路边布满尘灰的护栏。
我嘴里涨满了唾液，那是快要呕吐的征兆。
我蹒跚着走近悬崖边，下面的深渊被黑暗吞噬了。
我弯下腰，双手撑在膝盖上，做好呕吐的准备。
在某个地方传来树枝劈啪作响的声音，还有猫头鹰的叫声。
寒风微微拂动树枝，吹过山坡上的灌木丛。
而下面，水流在山谷淌动，传来阵阵微弱的声音。

我站在路肩上，想起我们如何离开家园，那个我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
仿佛我们只是外出下馆子：
厨房的洗碗盆堆放着沾有肉丸夹饼残渣的盘子，
盛满衣物的柳条篮子摆在门廊，
被褥还没叠好，衣橱里挂着爸爸做生意穿的套装。
起居室的墙上仍挂着壁毯，我妈妈的图书仍拥挤地占据着爸爸书房里的架子。
我们出逃的迹象很微妙：
我父母的结婚照不见了，
爷爷跟纳达尔国王站在死鹿之前合影的那张老照片杳然无踪。
衣橱里少了几件衣服。
五年前拉辛汗送我的那本皮面笔记本也消失了。

早晨，贾拉鲁丁——五年来的第七个仆人，兴许会以为我们出去散步或者兜风。
我们没有告诉他。
在喀布尔，你再不能相信任何人——
为了获得悬赏或者因为受到威胁，人们彼此告密：
邻居告发邻居，儿童揭发父母，
兄弟陷害兄弟，仆人背叛主人，朋友出卖朋友。
我想起歌手艾哈迈德·查希尔，他在我13岁生日那天弹奏手风琴。
他和几个朋友开车去兜风，
随后有人在路边发现他的尸体，有颗子弹射中他的后脑。
那些人无所不在，他们将喀布尔人分成两派：告密的和没有告密的。
最麻烦的是，没有人知道谁属于哪一派。
裁缝给你量身时，你几句无心快语可能会让你身处波勒卡其区的黑牢。
对卖肉的老板抱怨几句宵禁，
你的下场很可能是在牢栏之后望着俄制步枪的枪管。
甚至在吃晚饭的桌子上，在自家的屋子里，人们说话也得深思熟虑——
教室里面也有这样的人，他们教小孩监视父母，该监听些什么，该向谁告发。

我深更半夜在这路边干什么呢?
我应当躺在床上，盖着毯子，身旁放着一本毛边的旧书。
这肯定是一场梦，肯定是。
明天早晨，我会醒来，朝窗外望出去：
人行道上没有那些阴沉着脸的俄国士兵在巡逻；
没有坦克在我的城市里面耀武扬威，它们的炮塔活像责难的手指那样转动；
没有断壁残垣，没有宵禁，没有俄国军队的运兵车在市场上迂回前进。
这时，我听到爸爸和卡林在我身后讨论到了贾拉拉巴特的安排，持续了一根烟的时间。
卡林一再向爸爸保证，
他的兄弟有辆“很棒的、质量一流的”大卡车，到白沙瓦去可谓轻车熟路。
“他闭上眼也能把你们送到那儿。”
我听见他跟爸爸说，他和他的兄弟认识把守关卡的俄国和阿富汗士兵，
他们建立了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
这不是梦。
一架“米格”战斗机突然从头顶呼啸而过，仿佛在提醒这一切都是真的。
卡林扔掉手里的香烟，从腰间掏出一把手枪，射(指)向天空，
做出射击的姿势，他朝那架米格吐口水，高声咒骂。

我想知道哈桑在哪里。
跟着，不可避免地，我对着杂草丛吐出来，
我的呕吐声和呻吟声被米格震耳欲聋的轰鸣淹没了。

过了二十分钟，我们停在玛希帕的检查站。
司机没熄火，跳下车去问候走上前来的声音。
鞋子踏上沙砾。
短促的交谈声。
火机打火的声音。
“谢谢。”
有人用俄语说。

又一声打火的火机声。
有人大笑，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劈啪声让我跳起来。
爸爸伸手按住我的大腿。
发笑的那个男人哼起歌来，带着厚厚的俄国口音，
含糊走调地唱着一首古老的阿富汗婚礼歌谣：
慢慢走，我心爱的月亮，慢慢走。

鞋子踏上柏油路。
有人掀开悬挂在卡车后面的帆布，探进三张脸。
一张是卡林，其他是两个士兵，一个阿富汗人，
另外的是一个咧嘴而笑的俄国佬，脸庞像牛头犬，嘴巴叼着香烟。
在他们身后，一轮明月高悬在空中。
卡林和那个阿富汗士兵用普什图语谈了几句。
我听到一点——有关图尔和他的霉运。
苏联士兵把头伸进卡车的后斗，
他哼着那首婚礼歌谣，手指敲打着卡车的后挡板。
虽然月色昏暗，我还是能看到他的炯炯目光，扫视过一个又一个的乘客。
尽管天气寒冷，他的额头仍有汗珠渗出。
他的眼光落在那个戴着黑色披肩的妇女身上，
他眼睛死死盯着她，朝卡林说了几句俄语。
卡林用俄语简略地回答。
那士兵听了之后转过身，更简略地咆哮了一下。
阿富汗士兵也开口说话，声音低沉，晓之以理。
但苏联士兵高声说了几句，他们两个畏缩了。
我能感到身旁的爸爸变得紧张起来。
卡林假咳几声，低下脑袋，
他说俄国士兵想与那位女士单独在卡车后面相处半个钟头。

那年轻的妇女拉下披肩，盖住脸，泪如泉涌。
她丈夫膝盖上那个婴孩也哭喊起来。
那个丈夫的脸色变得跟天上的月亮一样苍白，
他跟卡林说，求求那个“士兵老爷”发发善心，
也许他也有姐妹，也有母亲，也许他还有妻子。
苏联士兵听卡林说完，连珠炮般叫嚣了几句。

卡林说“这就是他放我们通过的代价，”他说话的时候不敢正视那丈夫的眼光。
“但我们已经付出可观的报酬，他得到了一大笔钱。”那丈夫也说话。
卡林跟苏联士兵交谈。
“他说……他说任何代价都有一点附加费。”

那当头，爸爸站起身。
这回轮到我用手按住他的大腿了，
可是爸爸将其抹开，拔起腿来，他站立的身影挡住了月光。
“我要你跟这个家伙说说，”爸爸说，
他在跟卡林说话，但眼睛直望着那个苏联兵，“你问他的羞耻到哪里去了。”
他们交谈之后，卡林回来说。
“他说这是战争。战争无所谓羞耻。”
“跟他说他错了。战争不会使高尚的情操消失，人们甚至比和平时期更需要它。”
你每次都得充好汉不可吗?
我一边想着，心一边怦怦跳。
爸爸就不能忍哪怕一次吗?
但我知道爸爸不会——忍气吞声不是他的本性。
问题是，他的本性正要送我们上西天。
苏联兵对卡林说了什么，嘴角露出一丝邪笑。
“老爷，这些俄国佬跟我们不同，他们不懂得尊重、荣誉是什么。”
“你说什么?”
“他说在你脑袋射颗子弹一定很爽，就像……”
卡林说不下去，但朝那个被士兵看中的女人努努嘴。
那士兵弹掉手里还没吸完的香烟，取下他的手枪。
看来爸爸要死在这里了，我想，事情就会这么发生。
在我的脑海里，我念了一段从课堂上学来的祈祷。

“告诉他，我就算中了一千颗子弹，也不会让这龌龊下流的事情发生。”
我心思一闪，回到六年前那个冬天。
我，在小巷的拐角处窥视。
卡莫和瓦里把哈桑按在地上，
阿塞夫臀部的肌肉收紧放松，他的屁股前后晃动。
我算哪门子英雄?
只担心风筝。
当时我也怀疑自己究竟是不是爸爸的亲生儿子。
脸庞像牛头犬的俄国兵举起他的枪。
我一边说着，一边拉着父亲的衣袖。
“爸爸，坐下吧，求求你，他真的会朝你开枪。”

逃往白沙瓦之路艰险而坎坷，
父亲尽管落魄，却依然不改英雄本色。
他的所作所为令阿米尔胆战心惊，
而有关哈桑的记忆也时时出现在阿米尔脑海中。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追风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