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往白沙瓦之路艰险而坎坷，
父亲尽管落魄却依然不改英雄本色。
他的所作所为令阿米尔胆战心惊，
而有关哈桑的记忆也时时在阿米尔脑海中浮现。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追风筝的人》。
作者：卡勒德·胡赛尼
演播：徐涛

爬出了油罐车，我站在路边，望着清晨耀眼的光线。
爸爸站在我的身边，
“阿米尔，我们在巴基斯坦。”
“卡林说他会唤来巴士，把我们送到白沙瓦。”
我翻过身，仍趴在冰冷的泥土上，看到爸爸脚下两边放着我们的行李箱。
从他双腿间的三角形望去，
我看到油罐车停在路边，其他逃难的人正从后面的梯子下来。
更远处，大地在灰蒙的天空下宛如铅板，
土路伸延而去，消失在一排碗状的山丘之后。
有座小小的村落沿着马路，悬挂在向阳的山坡上。

我把眼光转回我们的行李箱，它们让我替爸爸感到难过。
在他打造、谋划、奋斗、烦恼、梦想了一切之后，
他的生命只剩下这么点东西：
一个不争气的儿子和两个手提箱。

有人在哭喊。
不，不是哭喊，是哀嚎。
我看到旅客围成一团，听到他们焦急的声音。
有人说了一个字:“油气。”
有人也说了。
哀嚎变成撕心裂肺的惨叫。

爸爸跟我匆忙走到那堆围观者身边，推开他们，走上前去。
卡莫的父亲盘腿坐在围观的人群中间，身体前后摇晃，亲吻着他儿子死灰的脸。

“他没气了!我的儿子没气了!”他哭喊着。
卡莫毫无生气的身体躺在他父亲的膝盖上，
他的右手软软垂着，随着他父亲的哭泣来回抖动。
“我的孩子!他没气了!安拉，帮帮他，让他活过来!”

爸爸在他身边跪下，伸手揽住他的肩膀。
但卡莫的父亲把他推开，冲向跟他堂兄站在旁边的卡林。
接着发生的事情太快、太短，甚至不能称之为扭打。
卡林吃惊地大叫，朝后退去。
我看见一只手挥舞，一只脚踢出。
过了一会儿，卡莫的父亲手里拿着卡林的手枪站着。
“别杀我!别杀我!”
但我们所有人还来不及说什么或者做什么，卡莫的父亲将枪口伸进自己的嘴里。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声回荡的枪响，
不会忘记那一道闪光和溅出的血红。

时间到了1980年代，弗里蒙特，加利福尼亚

爸爸爱美国的理想。

正是在美国生活，让他得了溃疡。

我记得我们两个走过几条街道，
在弗里蒙特的伊丽莎白湖公园散步，
看着男孩练习挥棒，女孩在游戏场的秋千上咯咯娇笑。
爸爸会利用步行的机会，长篇大论对我灌输他的政治观点。
“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个真正的男人，阿米尔，”
“美国这个鲁莽的救世主，英国，还有以色列。剩下那些……”
通常他会挥挥手，发出不屑的声音，
“他们都像是饶舌的老太婆。”

他讨厌吉米·卡特，管他叫“大牙齿的蠢货”。
早在1980年，我们还在喀布尔，美国宣布抵制在莫斯科举办的奥运会。
“哇!哇!勃列日涅夫入侵阿富汗，
那个捏软柿子的家伙居然只说我不去你家的泳池游泳。”
爸爸认为卡特愚蠢的做法助长了勃列日涅夫的气焰。
“他不配掌管这个国家。
这好像让一个连自行车都不会骑的小孩去驾驶一辆崭新的卡迪拉克。”
美国，乃至世界需要的是一个强硬的汉子，
一个会被看得起、会采取行动而非一筹莫展的人。
罗纳德·里根就是这样的硬汉。
当里根在电视现身，将俄国称为“邪恶帝国”，
爸爸跑出去，买回一张照片：
总统微笑着竖起拇指。
他把照片裱起来，挂在入门的墙上，将它钉在一张黑白的老照片右边，
在那张照片里面，他系着领带，跟查希尔国王握手。
我们在弗里蒙特的邻居多数是巴士司机、警察、加油站工人、靠救济金生活的未婚妈妈，
确切地说，全都是被里根的经济政策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蓝领工人。
爸爸是我们那栋楼惟一的共和党员。

但交通的浓雾刺痛他的眼睛，汽车的声响害他头痛，还有，花粉也让他咳嗽。
水果永远不够甜，水永远不够干净，所有的树林和原野到哪里去了?
开头两年，我试着让爸爸参加英语培训班的课程，
提高他的口语能力，但他对此不屑一顾。
“也许我会把‘cat’拼出来，然后老师会奖给我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星，
那么我就可以跑回家，拿着它向你炫耀了。”

1983年春季的某个星期天，我走进一家出售平装旧书的小店，
旁边是家印度电影院，往东是美国国家铁路和弗里蒙特大道交界的地方。
我跟爸爸说等我五分钟，他耸耸肩。
爸爸当时在弗里蒙特某个加油站上班，那天休假。
我看到他横跨弗里蒙特大道，走进一家杂货便利店，
店主是一对年老的越南夫妻，阮先生和他的太太。
他们白发苍苍，待人友善，太太得了帕金森症，先生则换过髋骨。
“他现在看起来像《无敌金刚》了，”她总是这么笑着对我说
“记得《无敌金刚》吗，阿米尔?”
接着阮先生会学着李·梅杰斯，怒眉倒竖，以缓慢的动作假装正在跑步。

我正在翻阅一本破旧的麦克·汉默悬疑小说，
这当头传来一声尖叫，还有玻璃碎裂的声音。
我放下书，匆匆穿过马路。
我发现阮先生夫妇在柜台后面，
脸如死灰，紧贴墙壁，阮先生双手抱着他的太太。
地板上散落着橙子，翻倒的杂志架，
一个装牛肉干的破罐子，爸爸脚下还有玻璃的碎片。

原来爸爸买了橙子，身上却没有现金。
他给阮先生开了支票，阮先生想看看他的身份证。
“他想看我的身份证，快两年了，我在这里买这些该死的水果，
把钱放进他的口袋，而这个狗杂碎居然要看我的证件!”
“爸爸，这又不是针对你。”我一边说着一边朝阮氏夫妇挤出微笑，
“他们理应查看证件的。”
“我不欢迎你在这里，”阮先生说，站在他妻子身前，
他用拐杖指着爸爸，然后转向我，
“你是个很好的年轻人，但是你爸爸，他是个疯子。这里再也不欢迎他。”
“你以为我是小偷吗?这是个什么国家?没有人相信任何人!”
“我叫警察。”阮太太说，她探出脸来，“你走开，要不我喊警察。”
“求求你，阮太太，别叫警察。我把他带回家，请别叫警察，求求你。”
“好的，你带他回家，好主意。”阮先生说。
他戴着金丝眼镜，眼睛一直望着爸爸。
我隔着门去拉爸爸，他出来的时候踢飞一本杂志。
我说服他别再走进去，然后转身到店里向阮氏夫妇道歉，告诉他们爸爸处境艰难。
我把家里的电话和地址给了阮太太，告诉她估计一下损失了多少东西。
“对不起，阮太太，我非常抱歉，算好之后给我打电话，我会赔偿一切的。”
阮太太从我手里接过纸片，点点头。
我看到她的手比平时抖得更厉害，
这让我很生爸爸的气，他把一个老太太吓成这样。
“我爸爸仍在适应美国的生活。”
我想告诉他们，在喀布尔，我们折断树枝，拿它当信用卡。
哈桑和我会拿着那根木头到面包店去。
店主用刀在木头上刻痕，划下一道，
表示他从火焰升腾的烤炉取给我们一个馕饼。
每到月底，爸爸按照树枝上的刻痕付钱给他。
就是这样。
没有问题，不用身份证。

但我没告诉他们。
我谢谢阮先生没叫警察，带爸爸回家。
我炖鸡脖子饭的时候，他在阳台抽烟生闷气。
我们自白沙瓦踏上波音飞机，到如今已经一年半了，爸爸仍在适应期。

那晚我们默默吃饭。
爸爸吃了两口，把盘子推开。

我的眼光越过桌子，望着他，
他的指甲开裂，被机油弄得脏兮兮的，
他的手指刮伤了，衣服散发出加油站的味道——尘灰、汗水和汽油。
爸爸像个再婚的鳏夫，可是总忍不住想起故去的妻子。
他怀念贾拉拉巴特的甘蔗地，还有帕格曼的花园。
他怀念那些在他屋里进进出出的人们，怀念索尔市集拥挤的通道，
他走在那里，和他打招呼的人认得他，
认得他的父亲，认得他的祖父，
那些跟他同一个祖宗的人们，他们的过去交织在一起。

对我来说，美国是个埋葬往事的地方。
对爸爸来说，这是个哀悼过去的地方。

“爸爸也许我们应该去白沙瓦。”
我们在白沙瓦度过了半年的光阴，等待移民局核发签证。
我们那间满是尘灰的房子散发出脏袜子和猫粪的气味，
但住在我们周围的全是熟人——至少爸爸认得他们。
他会邀请整条走廊的邻居到家里吃晚饭，他们中多数都是等待签证的阿富汗人。
当然，有人会带来手鼓，也有人带手风琴。
茶泡好了，嗓子还可以的人会高歌一曲，
直到太阳升起，直到蚊子不再嗡嗡叫，直到鼓掌的手都酸了。

“你在那边更开心，那儿更有家的感觉。”
“白沙瓦对我来说是好地方，但对你来说不是。”
“你在这儿工作太辛苦了。”
“现在还好啦。”他的意思是自升任加油站日班经理之后。
但在天气潮湿的日子，我总能见到他忍痛揉着手腕。
也见过他在饭后，头冒冷汗去拿止痛药瓶子的模样。
“再说，我又不是为了自己才让我们两个来到这里的，你知道吗?”

我把手伸过桌子，握住他的手。
我的是学生哥儿的手，干净柔软；
他的是劳动者的手，肮脏且长满老茧。
我想起在喀布尔时，他给我买的所有那些卡车、火车玩具，还有那些自行车。
如今，美国是爸爸送给阿米尔的最后一件礼物。

我们到美国仅一个月之后，爸爸在华盛顿大道找到工作，
在一个阿富汗熟人开的加油站当助理
他从我们到美国那天就开始找工作了。
每周六天，每天轮班十二小时，爸爸给汽车加油、收银、换油、擦洗挡风玻璃。
有好几次，我带午饭给他吃，
发现他正在货架上找香烟，油污斑斑的柜台那端，有个顾客在等着，
在明亮的荧光映衬下，爸爸的脸扭曲而苍白。
每次我走进去，门上的电铃会“叮咚叮咚”响，
爸爸会抬起头，招招手，露出微笑，他的双眼因为疲累而流泪。

被聘请那天，爸爸和我到圣荷塞去找我们的移民资格审核官杜宾斯太太。
她是个很胖的黑人妇女，眼睛明亮，笑起来露出两个酒窝。
有一回她跟我说她在教堂唱歌，我相信——她的声音让我想起热牛奶和蜂蜜。
爸爸将一叠食物券放在她的柜台上。
“谢谢你，可是我不想要。”
“我一直有工作。在阿富汗，我有工作；在美国，我有工作。
非常感谢，可是我不喜欢接受施舍。”

杜宾斯太太眨眨眼，
把食物券捡起来，看看我，又看看爸爸，
好像我们在开她玩笑，或者像哈桑经常说的“耍她一下”。
“我干这行十五年了，从来没人这么做过。”
就是这样，爸爸结束了在收银台用食物券支付的屈辱日子，
也消除了他最担心的事情之一：被阿富汗人看到他用救济金买食物。
爸爸走出福利办公室时，好像大病初愈。

尽管生计窘迫，但父亲依然坚持让阿米尔继续深造，
可阿米尔选择的文学专业却让父亲失望不已，
阿米尔对此心怀愧疚。
但有关哈桑的记忆更是他心中一道深深的伤口，时时隐隐作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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