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米尔与父亲艰难辗转到了美国， 但二人已是一贫如洗， 父亲不得不依靠出卖体力求得温饱。 但父亲的耿直与骄傲依然没有丝毫改变。 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追风筝的人》。 作者：卡勒德·胡赛尼 演播：徐涛 1983年那个夏天，我20岁，高中毕业。 那天在足球场上掷帽子的人中，要数我最老了。 我记得球场上满是蓝色袍子， 学生的家人、闪光的镜头，把爸爸淹没了。 我在二十码线附近找到他，双手插在口袋里，相机在胸前晃荡。 我们之间隔着一群人，一会儿把他挡住，一会儿他又出现。 穿蓝色衣服的女生尖叫着，相互拥抱，哭泣； 男生和他们的父亲拍掌庆贺。 爸爸的胡子变灰了，鬓边的头发也减少了， 还有，难道他在喀布尔更高? 他穿着那身棕色西装——他只有这么一套， 穿着它参加阿富汗人的婚礼和葬礼 系着那年他五十岁生日时我送的红色领带。 接着他看到我，挥挥手，微笑。 他示意我戴上方帽子，以学校的钟楼为背景，替我拍了张照片。 我朝爸爸微笑着 在某种意义上，那日子与其说是我的，毋宁说是他的。 爸爸朝我走来，伸手揽住我的脖子，亲吻了我的额头。 “我很骄傲，阿米尔。” 他说话的时候眼睛闪亮，那样的眼光望着的是我，让我非常高兴。 那天晚里，他带我到海沃德的阿富汗餐厅，点了太多的食物。 他跟店主说，他的儿子秋天就要上大学了。 毕业之前，我就上大学的事情跟他稍稍争论过， 告诉他我想工作，补贴家用，存些钱，也许次年才上大学。 但父亲恨铁不成钢地盯了我一眼，我只好闭嘴。 晚饭后，爸爸带我去饭店对面的酒吧。 那地方光线阴暗，墙壁上散发着我素来不喜欢的啤酒酸味。 男人们头戴棒球帽，身穿无袖上衣，玩着撞球， 绿色的桌子上烟雾升腾，袅袅绕着荧光灯。 爸爸穿着棕色西装，我穿着打褶长裤和运动外套，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我们在吧台找到位子，坐在一个老人身边。 老人头上有个麦克罗啤酒的商标，发出蓝光，将他那张沧桑的脸照得病恹恹的。 爸爸点了根香烟，给我们要了啤酒。 他自顾自地向每个人宣布， “今晚我太高兴了!今晚我带我的儿子来喝酒。 来，请给我的朋友来一杯。” 他的手拍在那个老人背上。 老头抬抬帽子，露出微笑，他没有上排的牙齿。 爸爸三口就喝完了他的啤酒，又要了一杯。 我强迫自己，还没喝完四分之一，他已经干掉三杯了。 他请那个老头一杯苏格兰烈酒， 还请那四个打撞球的家伙一大罐百威。 人们同他握手，用力拍他的后背。 他们向他敬酒，有人给他点烟。 爸爸松了松领带，给那个老人一把二毛五分的硬币，指指电唱机。 “告诉他，来几首他最拿手的。”他对我说。 老人点点头，向爸爸敬礼。 不久就响起乡村音乐，就像这样，爸爸开始宴会了。 酒到酣处，爸爸站起来，举起酒杯， 将它摔在遍地锯屑的地板，高声喊叫。 “让苏联佬见鬼去吧!” 酒吧里爆发出一阵笑声，大家高声附和，爸爸又给每个人买啤酒。 我们离开的时候，大家都舍不得他走。 喀布尔，白沙瓦，海沃德。 爸爸还是爸爸，我想，微笑着。 我开着爸爸那辆土黄色的旧别克世纪轿车，驶回我们家。 爸爸在路上睡着了，鼾声如气钻。 我在他身上闻到烟草的味道，还有酒精味，甜蜜而辛辣。 但我在停车的时候，他醒过来，嘶哑的嗓音说: “继续开，到街道那边去。” “干吗，爸爸?” “只管开过去，” 他让我停在街道的南端。 他把手伸进外衣的口袋，掏给我一串钥匙， “那边。” 他指着停在我们前面的一辆轿车。 那是一辆旧款的福特，又长又宽，车身很暗， 在月光下我辨认不出是什么颜色。 “它得烤漆，我会让加油站的伙计换上新的避震器，但它还能开。” 我看着钥匙，惊呆了。 我看看爸爸，看看轿车。 “你上大学需要一辆车。” 我捧起爸爸的手，紧紧握住。 泪水从我眼里涌出来，我庆幸阴影笼罩了我们的面庞。 “谢谢你，爸爸。” 我们下车，坐进福特车。 那是一辆“大都灵”。 “阿米尔，颜色是海军蓝。” 我绕着街区开，试试刹车、收音机、转向灯。 我把它停在我们那栋楼的停车场，熄了引擎。 “谢谢你，亲爱的爸爸。” 我意犹未尽，想告诉爸爸， 他慈祥的行为让我多么感动， 我多么感激他过去和现在为我所做的一切。 但我知道那会很不好意思, 我只是重复了一次“谢谢爸爸。” 爸爸微微一笑，靠在头枕上，他的前额几乎碰到顶篷。 我们什么也没说，静静坐在黑暗中， 听着引擎冷却的“嘀嘀”声，远处传来一阵警笛的鸣叫。 然后爸爸将头转向我, “阿米尔，要是哈桑今天跟我们在一起就好了。” 听到哈桑的名字，我的脖子好像被一对铁手掐住了。 我把车窗摇下，等待那双铁手松开。 毕业典礼隔日，我告诉爸爸，秋天我就要去专科学校注册了。 他正在喝冷却的红茶，嚼着豆蔻子，他自己用来治头痛的偏方。 “爸爸，我想我会主修英文。” “英文?” “创作。” 爸爸想了想，啜他的红茶, “故事，你是说，你要写故事?”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双脚。 “阿米尔，写故事能赚钱吗?” “如果你写得好，而且又被人发掘的话。” “被人发掘?机会有多大?” “有机会的。” “那你在写得好和被人发掘之前准备干什么呢? 你怎么赚钱?要是结婚了，你怎么撑起自己的家庭?” 我不敢看着他的眼睛, “我会……找份工作。” “哦!哇!哇!这么说，如果我没理解错， 你将会花好几年，拿个学位， 然后你会找一份像我这样卑微的工作， 一份你今天可以轻易找到的工作， 就为渺茫的机会，等待你拿的学位也许某天会帮助你……被人发掘。” 他深深呼吸，喝他的红茶， 咕哝地说着什么医学院、法学院，还有“真正的工作”。 我脸上发烧，一阵罪恶感涌上心头。 我很负疚，我的放纵是他的溃疡、黑指甲和酸痛的手腕换来的。 但我会坚持自己的立场，我决定了。 我不想再为爸爸牺牲了。 这是最后一次了，我咒骂自己。 爸爸叹气，这一次，扔了一大把豆蔻子到嘴里。 有时，我会开着我的福特，摇下车窗，一连开几个钟头， 从东湾到南湾，前往半岛区，然后开回来。 我会驶过弗里蒙特附近那些纵横交错、棋盘似的街道， 这里的人们没有和国王握过手，住在破旧的平房里面，窗户破损； 这里的旧车跟我的一样，滴着油，停在柏油路上。 我们附近那些院子都被铅灰色的铁丝栅栏围起来， 乱糟糟的草坪上到处扔着玩具、汽车内胎、标签剥落的啤酒瓶子。 我驶过散发着树皮味道的林阴公园，驶过巨大的购物广场， 它们大得足可以同时举办五场马上比武竞赛。 我开着这辆都灵，越过罗斯·阿托斯的山丘， 滑行过一片住宅区，那儿的房子有景观窗， 银色的狮子守护在锻铁大门之外， 塑有天使雕像的喷泉在修葺完善的人行道排开， 停车道上没有福特都灵。 这里的房子使我爸爸在喀布尔的房子看起来像仆人住的。 有时候，在星期六我会早起， 朝南开上17号高速公路，沿着蜿蜒的山路前往圣克鲁斯。 我会在旧灯塔旁边停车，等待太阳升起， 坐在我的轿车里面，看着雾气在海面翻滚。 在阿富汗，我只在电影里面见过海洋。 在黑暗中，挨哈桑坐着，我总是寻思， 我在书上看到，说海水闻起来有盐的味道，那是不是真的? 我常常告诉哈桑，有朝一日，我们会沿着海藻丛生的海滩散步， 让我们的脚陷进沙里，看着海水从我们的脚趾退去。 第一次看到太平洋时，我差点哭起来。 它那么大，那么蓝，跟我孩提时在电影屏幕上看到的一模一样。 有时候，夜幕初降，我会把车停好，爬上横跨高速公路的天桥。 我的脸压着护栏，极目远望， 数着那缓缓移动的闪闪发亮的汽车尾灯，宝马，绅宝，保时捷， 那些我在喀布尔从来没见过的汽车， 在那儿，人们开着俄国产的伏尔加，破旧的欧宝，或者伊朗出产的培康。 我们来到美国几乎快两年了， 我仍为这个国家辽阔的幅员惊叹不已。 高速公路之外，还有高速公路， 城市之外还有城市， 山脉之外还有峰峦， 峰峦之外还有山脉， 而所有这些之外，还有更多的城市，更多的人群。 早在苏联人的军队入侵阿富汗之前， 早在乡村被烧焚、学校被毁坏之前， 早在地雷像死亡的种子那样遍布、儿童被草草掩埋之前， 对我来说，喀布尔就已成了一座鬼魂之城，一座兔唇的鬼魂萦绕之城。 美国就不同了。 美国是河流，奔腾前进，往事无人提起。 我可以进这条大川， 让自己的罪恶沉在最深处， 让流水把我带往远方， 带往没有鬼魂、没有往事、没有罪恶的远方。 就算不为别的，单单为了这个，我也会拥抱美国。 接下来那个夏天，也就是1984年夏天 那年夏天我满21岁 爸爸卖掉他的别克，花了550美元， 买了一辆破旧的1971年出厂的大众巴士， 车主是阿富汗的老熟人了，先前在喀布尔教高中的科学课程。 那天下午，巴士轰鸣着驶进街道， “突突”前往我们的停车场，邻居都把头转过来。 爸爸熄了火，让巴士安静地滑进我们的停车位。 我们坐在座椅上，哈哈大笑，直到眼泪从脸颊掉下来， 还有，更重要的是，直到我们确信没有任何邻居在观望，这才走出来。 那辆巴士是一堆废铁的尸体， 黑色的垃圾袋填补破裂的车窗， 光秃秃的轮胎，弹簧从座椅下面露出来。 但那位老教师一再向爸爸保证，引擎和变速器都没有问题， 实际上，那个家伙没有说谎。 每逢星期六，天一亮爸爸就喊我起来。 他穿衣的时候，我浏览本地报纸的分类广告栏，圈出车库卖场的广告。 我们设定线路——先到弗里蒙特、尤宁城、纽瓦克和海沃德， 接着是圣荷塞、米尔皮塔斯、桑尼维尔， 如果时间许可，则再去坎贝尔。 爸爸开着巴士，喝着保温杯里面的热红茶，我负责引路。 我们停在车库卖场，买下那些原主不再需要的二手货。 我们搜罗旧缝纫机，独眼的芭比娃娃， 木制的网球拍，缺弦的吉他，还有旧伊莱克斯吸尘器。 下午过了一半，我们的大众巴士后面就会塞满这些旧货。 然后，星期天清早，我们开车到圣荷塞巴利雅沙跳蚤市场， 租个档位，加点微薄的利润把这些垃圾卖出去： 我们前一天花二毛五分买来的芝加哥唱片也许可以卖到每盘一元，或者五盘四元； 一台花十元买来的破旧辛格牌缝纫机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也许可以卖出二十五元。 到那个夏天，阿富汗人已经在圣荷塞跳蚤市场占据了一整个区域。 二手货区域的通道上播放着阿富汗音乐。 在跳蚤市场的阿富汗人中间，有一套心照不宣的行为规范： 你要跟通道对面的家伙打招呼， 请他吃一块土豆饼或一点什锦饭，你要跟他交谈。 要是他家死了父母，你就好言相劝； 要是生了孩子你就道声恭喜； 当话题不可避免地转到阿富汗人和苏联人，你就悲伤地摇摇头。 但是你得避免说起星期六的事情， 因为对面那人很可能就是昨天在高速公路出口被你超车挡住、以致错过一桩好买卖的家伙。 阿米尔和父亲靠在二手市场倒二手货为生， 在这里，他们结识了一些阿富汗移民， 一位名叫索拉雅的美丽姑娘令阿米尔一见钟情。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追风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