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索拉雅令阿米尔一见倾心, 阿米尔开始费尽心机地追求她, 就在这时,父亲的身体出现了严重异常, 阿米尔忐忑不安,忧心如焚。 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追风筝的人》。 作者:卡勒德·胡赛尼 演播:徐涛 此书已由世纪出版集团出版 我接过了住院医师递过来的那张表格,交了上去。 那晚,我等到爸爸入睡, 然后叠起一条毛毯,把它当成祷告用的褥子。 我把头磕在地面, 暗暗念诵那些记不太清楚的《可兰经》 在喀布尔的时候毛拉要求我们背诵的经文 求真主大发善心, 虽则我不知道他是否存在。 那个时候我很羡慕那个毛拉, 羡慕他的信仰和坚定。 两个星期过去了,我们没有接到电话。 我打电话过去,他们告诉我说找不到那张转诊单, 问我究竟有没有把它交上去。 他们说再过三个星期,会打电话来。 我勃然作色,经过一番交涉, 把三个星期改为一个星期内做CT,两个星期内看医生。 接诊的肺科医师叫施内德,开头一切都好, 直到爸爸问他从哪里来,他说是苏联。 爸爸当场翻脸。 “对不起,大夫。”我一边说着一边将爸爸拉到一旁。 施内德大夫微笑着站起来,手里还拿着听诊器。 “爸爸,我在候诊室看过施内德大夫的简历。 他的出生地是密歇根,密歇根! 他是美国人,远比你和我更美国。” “我不在乎他在哪儿出生,他是苏联佬。” 爸爸说,做出扭曲的表情,仿佛那是个肮脏的字眼。 “他的父母是苏联佬,他的祖父母是苏联佬。 我当着你妈妈的面发誓, 要是他胆敢再碰我一下,我就扭断他的手。” “施内德大夫的父母从俄国逃亡出来,你懂吗?他们逃亡!” 但爸爸一点都没听进去。 有时我认为,爸爸惟一像爱他妻子那样深爱着的, 是阿富汗,他的故国。 我差点儿抓狂大叫, 但我只是叹口气,转向施内德医师。 “对不起,大夫,没有办法。” 第二个肺科医师叫阿曼尼,是伊朗人,爸爸同意了。 阿曼尼大夫声音轻柔,留着弯曲的小胡子,一头银发。 他告诉我们,他已经看过CT扫描的结果, 接下来他要做的,是进行一项叫支气管镜检查的程序, 取下一片肺块做病理学分析。 他安排下个星期进行。 我搀扶爸爸走出诊室,向大夫道谢, 心里想着如今我得带着“肺块”这个词过一整个星期了, 这个字眼甚至比“可疑”更不吉利。 我希望索拉雅能在这儿陪着我。 就像魔鬼一样,癌症有各种不同的名字。 爸爸患的叫“燕麦细胞恶性肿瘤”。 已经扩散。 没法开刀。 爸爸问起病况,阿曼尼大夫咬咬嘴唇,用了“严重”这个词。 “当然,可以做化疗。但那只是治标不治本。” “那是什么意思?” 阿曼尼大夫叹了口气 “那就是说,它无法改变结果,只能延迟它的到来。” “这个答案清楚多了,阿曼尼大夫,谢谢你。” “但请不要在我身上做化疗。” 爸爸露出如释重负的神情, 一如那天在杜宾斯太太的柜台上放下那叠食物券。 “可是,爸爸……” “别在公众场合跟我顶嘴,阿米尔,永远不要。 你以为你是谁?” 塔赫里将军在跳蚤市场提到的雨水姗姗来迟了几个星期, 但当我们走出阿曼尼大夫的诊室, 过往的车辆令地面上的积水溅上人行道。 爸爸点了根烟。 我们回家的路上,他一直在车里抽烟。 就在他把钥匙伸进楼下大门的锁眼时,我说: “爸爸,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化疗。” 爸爸将钥匙放进口袋, 把我从雨中拉进大楼破旧的雨棚之下, 用拿着香烟的手戳戳我的胸膛: “住口!我已经决定了。” “那我呢,爸爸?我该怎么办?” 我泪如泉涌。 一抹厌恶的神色掠过他那张被雨水打湿的脸。 在我小时候,每逢我摔倒,擦破膝盖, 放声大哭,他也会给我这种脸色。 当时是因为哭泣让他厌恶,现在也是因为哭泣惹他不快。 “你二十二岁了,阿米尔!一个成年人!你……” 他张开嘴巴,闭上,再次张开,重新思索。 在我们头顶,雨水敲打着帆布雨棚。 “你会碰到什么事情,你说? 这些年来,我一直试图教你的,就是让你永远别问这个问题。” 爸爸打开门,转身对着我。 “还有,别让人知道这事情,听到没有? 别让人知道。 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 然后爸爸消失在昏暗的大厅里。 那天剩下的时间里, 爸爸坐在电视机前,一根接一根抽烟。 我不知道他藐视的是什么,或者是谁。 我? 阿曼尼大夫? 或者也许是他从来都不相信的真主? 有那么一阵, 即使是癌症也没能阻止爸爸到跳蚤市场去。 我们星期六仍搜罗各处车库卖场, 爸爸当司机,我指路,并且在星期天摆摊。 铜灯。 棒球手套。 坏了拉链的滑雪夹克。 爸爸跟在那个古老的国家就认识的人互致问候, 我和顾客为一两块钱讨价还价。 仿佛一切如常。 仿佛我成为孤儿的日子并没有随着每次收摊渐渐逼近。 塔赫里将军和他的太太有时会逛到我们这边来。 将军仍是一派外交官风范, 脸带微笑跟我打招呼,用双手跟我握手。 但是塔赫里太太的举止显得有些冷漠, 但她会趁将军不留神, 偷偷低头朝我微笑,投来一丝歉意的眼光。 我记得那段岁月出现了很多“第一次”: 我第一次听到爸爸在浴室里呻吟。 第一次发现他的枕头上有血。 执掌加油站三年以来,爸爸从未请过病假。 又是一个第一次。 等到那年万圣节, 星期六的下午刚过半,爸爸就显得疲累不堪, 我下车去收购那些废品时,他留在车上等待。 到了感恩节,还没到中午他就吃不消了。 待得雪橇在屋前草坪上出现, 假雪洒在花旗松的枝桠上, 爸爸呆在家里, 而我独自开着那辆大众巴士,穿梭在半岛地区。 在跳蚤市场,阿富汗人偶尔会对爸爸的消瘦议论纷纷。 起初,他们阿谀奉承,问及爸爸饮食有何秘方。 可是询问和奉承停止了,爸爸的体重却继续下降。 磅数不断减少,再减少。 他脸颊深陷,太阳穴松塌,眼睛深深凹进眼眶。 接着,新年之后不久,在一个寒冷的星期天早晨, 爸爸在卖灯罩给一个壮硕的菲律宾人, 我在大众巴士里面东翻西找, 找一条毛毯盖住他的腿。 “喂,小子,这个家伙需要帮忙!” 菲律宾人焦急地喊道。 我转过身,发现爸爸倒在地上,四肢抽搐。 “救命!来人啊!”我奔向爸爸。 爸爸口吐白沫,流出的泡沫浸湿了胡子。 他眼珠上翻,只见一片白。 大家都朝我们涌过来。 我听见有人说发作了,另外有人说“快打911!”, 我听见一阵跑步声。 人群围过来,天空变得阴暗。 爸爸的泡沫变红了, 他在咬自己的舌头。 我跪在爸爸的身旁, 抓住他的手臂, 说我在这里爸爸, 我在这里,你会好的,我就在这里。 好像如此这般, 我就能减缓他的病痛, 让它们不再烦我爸爸。 我感到膝盖一片潮湿。 爸爸小便失禁了。 嘘,亲爱的爸爸,我在这里。 你的儿子就在这里。 那个白胡子的大夫头顶油光可鉴,把我拉出病房。 “我想跟你一起看看你爸爸的CT扫描。” 他把菲林放在走廊的灯箱上, 用铅笔带橡皮擦的那头指着爸爸的癌症所在的图片, 好像警察将凶手的大头像展示给罹难者的家属看。 在那些照片上,爸爸的大脑看起来像个胡桃的切面, 点缀着几个网球状的灰色阴影。 “正如你看到的,癌症转移了。” “他必须服用类固醇,以便缩减他大脑里的肿块, 还得吃抗中风的药物。 我建议做放射线治疗,你明白的我意思吗?” 我说我明白。 我已经熟悉癌症的相关术语了。 “那就好,”他说,看看他的寻呼机, “我得走了,不过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给我打传呼。” “谢谢你。” 那天晚上,我彻夜坐在爸爸床边的椅子上。 第二天早晨,走廊那端的候诊室挤满了阿富汗人, 有纽瓦克来的屠夫,爸爸建造恤孤院时的工程师。 他们纷纷走过来, 语调沉痛地向爸爸表达他们的敬意,祝福爸爸尽早康复。 那时爸爸已经醒了,他虚弱而疲倦,但清醒。 早晨过了一半,塔赫里将军和他太太也来了。 索拉雅跟在后面,我们对望了一眼,同时将眼光移开。 “你好吗,老朋友。” 塔赫里将军说,捂着爸爸的手。 爸爸示意他看着臂上的输液管,露出孱弱的微笑。 将军回以微笑。 “你们不应如此麻烦的,你们大家。” “这不麻烦。”塔赫里太太说。 “一点都不麻烦。更重要的是,你需要什么吗?” “什么都行,请把我当成你的兄弟。” 我记得有一次爸爸跟我说起普什图人的事情。 我们也许头脑顽固,我知道我们太过骄傲, 可是,在危难的时刻, 相信我,你会宁愿在身边的是普什图人。 爸爸在枕上摇摇头: “你能到这里来已经叫我很高兴了。” 将军脸现微笑,捏捏爸爸的手。 “你怎么样?亲爱的阿米尔?你需要什么东西吗?” 他竟然那样看着我,眼中充满慈爱…… “不,谢谢,将军大人。我……” 我喉咙一哽,泪水止不住掉下来,冲出病房。 我站在走廊的灯箱边上哭泣, 就在那儿,前一天晚上,我看到了凶手的真面目。 爸爸的病房门开了,索拉雅从他的病房走出来。 她站在我身边,穿着灰色的长衫和牛仔裤。 她的头发倾泻而下。 我想在她怀里寻求安慰。 “我很抱歉,阿米尔。” “我们大家都知道事情很糟糕,但却拿不出什么主意。” 我用衣袖擦擦眼睛, “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你需要什么吗?” “不。” 我挤出微笑。 索拉雅把她的手放在我的手上。 这是我们第一次碰触。 我捧起她的手,拉到我的脸上,眼睛上,然后任她抽走。 “你最好还是回到里面去,不然你爸爸会出来找的。” 她笑着点点头,“那我回去。” 她转身离开。 “索拉雅?” “怎么啦?” “我很高兴你来了。 这对我……意味着一切。” 隔了两天,他们让爸爸出院。 他们请来一位放射线肿瘤学专家, 游说爸爸接受放射线治疗。 爸爸拒绝了。 他们试图让我也加入到游说的行列中去。 但我见到爸爸脸上的表情,对他们表达谢意, 在他们的表格上签名, 然后用那辆福特都灵将爸爸带回家。 病入膏肓的父亲替阿米尔去向塔赫里将军提亲, 索拉雅向阿米尔讲述了自己的过去, 她的坦率令阿米尔再次痛楚的回忆起了自己对哈桑的背叛。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追风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