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米尔和索拉雅打算要个孩子，
可却因索拉雅患有不孕症而始终未能如愿，
夫妇二人痛苦而失落。
几年之后，阿米尔突然接到了拉辛汗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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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卡勒德·胡赛尼
演播：徐涛

此书已由世纪出版集团出版

我回到家里，索拉雅在跟她妈妈打电话。
“不会太久的，亲爱的妈妈。
一个星期吧，也许两个……
是的，你跟爸爸可以回来来陪我住……”
两年前，将军摔断了右边髋骨。
那时他的偏头痛又刚刚发作过，
他从房间里出来，眼睛模糊昏花，
被地毯松脱的边缘绊倒。
听到他的惨叫，雅米拉阿姨从厨房跑出来。
“听起来就像是一根扫把断成两半。”
她总是喜欢那么说，
虽然大夫说她不太可能听到那样的声音。
将军摔断髋骨之后出现了诸多并发症状，
有肺炎、败血症，
在疗养院度过不少时日，
雅米拉阿姨结束长期以来对自身健康状况的自怜自艾，
而开始对将军的病况喋喋不休。
她遇到人就说，大夫告诉他们，他的肾功能衰退了。
“可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阿富汗人的肾吧？”
她骄傲地说。
至于将军住院的那些日子，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雅米拉阿姨如何在将军身边轻轻哼唱，
直到他入眠，
在喀布尔的时候，
那些歌谣也曾从爸爸那个嘶嘶作响的破旧变频收音机里传出来。

将军的病痛还有时间，缓和了他和索拉雅之间的僵局。
他们会一起散步，周六出去下馆子，
而且，将军偶尔还会去听她讲课。
他身穿那发亮的灰色旧西装，
膝盖上横摆着拐杖，
微笑着坐在教室最后一排。
他有时候甚至还做笔记。

那天夜里，索拉雅和我躺在床上，
她的后背贴着我的胸膛，
我的脸埋在她秀发里面。
我记得过去，我们总是额头抵额头躺着，
缠绵拥吻，低声呻吟，
直到我们的眼睛不知不觉间闭上，
细说着她那纤细弯曲的脚趾、
第一次微笑、第一次交谈、第一次散步。
如今我们偶尔也会这样，
不过低语的是关于学校、关于我的新书，
也为某人在宴会穿了不得体的衣服咯咯发笑。
我们的性生活依然很好，
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很棒。
但有的夜晚，做完爱之后，
我的全部感觉只是如释重负：
终于做完了，终于可以放任思绪飘散了，
至少可以有那么一时半会儿，
忘记我们适才所做的竟然是徒劳无功。
虽然索拉雅从没又提起过，
但我知道有时索拉雅也有这样的感觉。
在那些夜晚，我们会各自蜷缩在床边，
让我们的恩人来解救我们。
索拉雅的恩人是睡眠，
我的永远是一本书。

拉辛汗打电话来那晚，
我躺在黑暗中，
眼望月光刺穿黑暗、在墙壁上投射出来的银光。
也许快到黎明的某一刻，我昏昏睡去。
梦见哈桑在雪地奔跑，
绿色长袍的后摆拖在他身后，
黑色的橡胶靴子踩得积雪吱吱响。
他举臂挥舞：
为你，千千万万遍！

一周之后，
我上了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
坐在靠窗的位置，
看着两个地勤人员把挡住机轮的东西搬开。
飞机滑行，离开航站楼，
很快，我们腾空而起，刺穿云层。
我将头靠在窗子上，徒劳地等着入眠。

我乘坐的航班在白沙瓦着陆三个小时之后，
我坐在一辆弥漫着烟味的破旧的士的后座上。
汗津津的司机个子矮小，
一根接一根抽着烟，
自我介绍说他叫戈蓝。
他开起车来毫无顾忌，横冲直撞，
每次与其他车辆擦身而过，
一路上滔滔不绝的话语片刻不停地从他口中涌出来：
“……你的祖国发生的一切太恐怖了，真的。
阿富汗人和巴基斯坦人就像兄弟，
我告诉你，穆斯林必须帮助穆斯林，所以……”

我不搭腔，带着礼貌点头称是。
1981年，爸爸和我在这里住过几个月，
脑海里依然认得白沙瓦。
现在我们在雅姆鲁德路往西开着，
路过兵站，还有那些高墙耸立的豪宅。
这喧嚣的城市匆匆后退，
让我想起记忆中的喀布尔，
比这里更繁忙、更拥挤，
特别是鸡市，哈桑和我过去经常去那儿，
买酸辣酱腌过的土豆和樱桃水。
街路上挤满了自行车、摩肩接踵的行人，
还有冒出袅袅蓝烟的黄包车，
所有这些，都在迷宫般的狭窄巷道穿来插去。
拥挤的小摊排成一排排，
留着胡子的小贩在地面摆开一张张薄薄的褥子，
兜售兽皮灯罩、地毯、绣花披肩和铜器。
这座城市喧闹非凡，
小贩的叫卖声、
震耳欲聋的印度音乐声、
黄包车高喊让路的叫声音、
以及马车的叮叮当当声，
全都混在一起，在我耳边回荡。
还有各种各样的味道，
香的臭的，炸蔬菜的香辣味、
爸爸最喜爱的炖肉味、柴油机的烟味，
还有腐烂物、垃圾、粪便的臭味，
纷纷飘进车窗，扑鼻而来。

驶过白沙瓦大学的红砖房子之后，
我们进入了一个区域，
那个饶舌的司机称之为“阿富汗城”。
我看到了糖铺、售卖地毯的小贩、烤肉摊，
还有双手脏兮兮的小孩在兜售香烟，
窗户上贴着阿富汗地图的小餐馆，
侧身其中的是众多救助机构。
“这个地区有你很多同胞，真的。
他们做生意，不过多数很穷。”
他“啧”了一声，叹了口气，
“反正，我们快到了。”

我想起最后一次见到拉辛汗的情景，
那是在1981年。
我和爸爸逃离喀布尔那晚，他前来道别。
我记得爸爸和他在门廊拥抱，轻声哭泣。
爸爸和我到了美国之后，
他和拉辛汗保持联系。
他们每年会交谈上那么四五次，
有时爸爸会把听筒给我。
最后一次和拉辛汗说话是在爸爸去世后不久。
死讯传到喀布尔，他打电话来。
我们只说了几分钟，电话线就断了。

司机停在一座房子前，
这房子位于两条蜿蜒街道的繁忙交叉路口。
我付了车钱，提起仅有的一个箱子，
走进那雕刻精美的大门。
这座建筑有木板阳台和敞开的窗户，
窗外多数晾着衣服。
我踩上吱嘎作响的楼梯，
登上二楼，右转，走到那昏暗走廊最后一扇门。
我看看手里那张写着地址的信纸，敲敲门。

然后，一具皮包骨的躯体伪装成拉辛汗，把门打开。

圣荷塞州立大学有位创作老师经常谈起陈词滥调：
“应该像逃瘟疫那样避开它们。”
然后他会为自己的幽默笑起来。
全班也跟着他大笑，
可是我总觉得这种对陈词滥调的指责毫无价值。
因为它们通常准确无误。
但是因为人们把这些说法当成陈词滥调，
它们的贴切反而无人提及。
例如，“房间里的大象”这句话，
用来形容我和拉辛汗重逢那一刻再也贴切不过了。

我们坐在墙边一张薄薄的褥子上，
对面是窗口，可以看到下面喧闹的街道。
阳光照进来，
在门口的阿富汗地毯上投射出三角形的光影。
两张折叠椅倚在墙上，
对面的屋角摆放着一个小小的铜壶。
我从它里面倒出两杯茶。

“你怎么找到我？”
“在美国要找一个人并不难。
我买了张美国地图，
打电话查询北加利福尼亚城市的资料。”
“看到你已经长大成人，感觉真是又奇怪又美好。”
我微笑，在自己的茶杯中放了三块方糖。
我记得拉辛汗不喜欢加糖。
“爸爸来不及告诉你我十五年前就结婚了。”
真相是，当时爸爸脑里的肿瘤让他变得健忘，忽略了。
“你结婚了？和谁？”
“她的名字叫索拉雅·塔赫里。”
我想起索拉雅在家里，替我担忧。
我很高兴她并非孤身一人。
“塔赫里……她是谁的女儿？”
我告诉了他。
拉辛汗眼睛一亮：
“哦，没错，我想起来了。
塔赫里将军是不是娶了亲爱的沙利夫的姐姐？
她的名字叫……”
“亲爱的雅米拉。”
“对！对！”
“我在喀布尔认识亲爱的沙利夫，
很久以前了，那时他还没搬去美国。”
“他在移民局工作好多年了，处理了很多阿富汗案子。”
“哎，你和亲爱的索拉雅有孩子吗？”
“没有。”
他喝着茶，不再说什么。
在我遇到的人中，拉辛汗总是最能识破人心那个。
我向他说了很多爸爸的事情，
他的工作，跳蚤市场，
还有到了最后，
他如何在幸福中溘然长辞。
我告诉我上学的事情，我出的书
如今我已经出版了四部小说。
他听了之后微微一笑，说他对此从未怀疑。
我跟他说，我在他送我那本皮面笔记本上写小故事，
但他不记得那笔记本。
话题不可避免地转向塔利班。
“不是我听到的那么糟糕吧？”
“不，更糟，糟得多。”
“他们不会把你当人看。”
他指着右眼上方的伤疤，
弯弯曲曲地穿过他浓密的眉毛。
“1998年，我坐在伽兹体育馆里面看足球赛。
我记得是喀布尔队和马扎里沙里夫队，
还记得球员被禁止穿短衣短裤。
我猜想那是因为裸露不合规矩。”
“反正，喀布尔队每进一球，
坐在我身边的年轻人就高声欢呼。
突然间，一个留着胡子的家伙向我走来，
他在通道巡逻，样子看起来最多十八岁。
他用俄制步枪的枪托撞我的额头。
他说‘再喊我把你的舌头割下来，你这头老驴子！’。”
拉辛汗说着用骨节嶙峋的手指抹抹伤疤。
“我老得可以当他爷爷了，
坐在那里，血流满面，
向那个狗杂碎道歉。”

我给拉辛汗添茶。
他说了更多。
有些我已经知道，有些则没听说过。
他告诉我，就像他和爸爸安排好那样，
自1981年起，他住进了爸爸的屋子这个我知道。
爸爸和我离开喀布尔之后不久，
就把房子“卖”给拉辛汗。
爸爸当时的看法是，
阿富汗遇到的麻烦是暂时的，
我们被打断的生活
那些在瓦兹尔·阿克巴·汗区的房子大摆宴席
和去帕格曼野炊的时光毫无疑问会重演。
所以直到那天，他把房子交给拉辛汗托管。

拉辛汗告诉我，在1992到1996年之间，
北方联盟占领了喀布尔，
不同的派系管辖喀布尔不同的地区。
“如果你从沙里诺区走到卡德帕湾区去买地毯，
就算你能通过所有的关卡，
也得冒着被狙击手枪杀或者被火箭炸飞的危险，
事情就是这样。
实际上，你从一个城区到另外的城区去，都需要通行证。
所以人们留在家里，祈祷下一枚火箭别击中他们的房子。”
拉辛汗告诉我，人们如何穿墙凿壁，
在家里挖出洞来，以便能避开危险的街道，
可以穿过一个又一个的墙洞，在临近活动。
在其他地区，人们还挖起地道。

“你干吗不离开呢？”
“喀布尔是我的家园。现在还是。”
“还记得那条从你家通向独立中学旁边那座兵营的路吗？”
“记得。”
那是条通往学校的近路。
我记得那天，哈桑和我走过去，
那个士兵侮辱哈桑的妈妈。
后来哈桑还在电影院里面哭了，我伸手抱住了哈桑。
“当塔利班打得联军节节败退、撤离喀布尔时，
我真的在那条路上跳起舞来。”
“还有，相信我，雀跃起舞的不止我一个。
人们在夏曼大道、在德马赞路庆祝，
在街道上朝塔利班欢呼，爬上他们的坦克，
跟他们一起摆姿势拍照片。
人们厌倦了连年征战，
厌倦了火箭、炮火、爆炸，
厌倦了古勒卜丁和他的党羽朝一切会动的东西开枪。
联军对喀布尔的破坏比苏联佬还厉害。
他们毁掉你爸爸的恤孤院，你知道吗？”
“为什么？他们干吗要毁掉一个恤孤院呢？”
我记得恤孤院落成那天，我坐在爸爸后面，
风吹落他那顶羔羊皮帽，
大家都笑了起来，
当他讲完话，人们纷纷起立鼓掌。
而如今它也变成一堆瓦砾了。
那些爸爸所花的钱，
那些画蓝图时挥汗如雨的夜晚，
那些在工地悉心监工、确保每一块砖头、
每一根梁子、每一块石头都没摆错的心血……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罢了，”
“你不忍知道的，亲爱的阿米尔，
那在恤孤院的废墟上搜救的情景，
到处是小孩的身体碎片……”
“所以当塔利班刚来的时候……”
“他们是英雄。”
“至少带来了和平。”
“是的，希望是奇怪的东西。
至少带来了和平。
代价是什么呢？”
拉辛汗剧烈地咳嗽起来，
瘦弱的身体咳得前后摇晃。
他掏出手帕，往里面吐痰，立刻将它染红。
我想这当头，
说一头汗流浃背的大象跟我们同在这小小的房间里面，
那再也贴切不过。

在白沙瓦，阿米尔和拉辛汗在时隔多年之后终于再次会面，
二人百感交集。
拉辛汗开始讲述哈桑的故事。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追风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