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督促阿米尔下决心去拯救哈桑的儿子，
拉辛汗不得已向阿米尔道出了一段令他极为震惊的隐情，
最终，阿米尔艰难地做出了决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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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卡勒德·胡赛尼
演播：徐涛

此书已由世纪出版集团出版

在驶往喀布尔的车上，
我试图让眼光盯牢在北方兴都库什山脉白雪皑皑的峰顶，
但每次我的胃稍微平息一些，
卡车便来个转弯，让我又一次的恶心。
“吃个柠檬试试。”
“什么？”
“柠檬。对晕车很有效。”法里德说，
“每次开车走这条路我都会带一个。”
“不用，谢谢你。”
光是想到要我吃下酸的东西，就够我反胃的了。
法里德冷冷一笑，
“它不像美国药丸那样灵妙，
我知道，不过是我妈妈告诉我的古老药方罢了。”
我后悔白白放过这个和他套近乎的机会，
“要是那样的话，也许你可以给我一些。”
他从后座上抓起一个纸袋，拿出半个柠檬。
我咬了一口，等上几分钟。
“你说得对，我感觉好多了。”
我在说谎。
身为阿富汗人，我深知宁可遭罪也不可失礼，
我挤出了微笑。
“古老的土方，用不上玄妙的药丸。”
他弹去烟灰，
自我感觉良好地从观后镜看着自己。
他是塔吉克人，皮肤黝黑，
高高瘦瘦，满脸风霜；
他肩膀不宽，脖子细长，
转头的时候，
人们可以窥见那长长的胡子后面突起的喉结。
他穿得跟我一样多，
但我想附近的人应该不是这样的：
他穿着一件背心和灰色的棉袍，
外面还罩着粗毛线织成的羊毛毯。
他头戴棕色的毡帽，稍微斜向一旁，
好像塔吉克的英雄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
塔吉克人称之为“潘杰希尔雄狮”。
在白沙瓦，拉辛汗介绍我认识法里德。
他告诉我，法里德二十九岁，
不过他那机警的脸满是皱纹，
看上去要老二十岁。
他生于马扎里沙里夫，
在那儿生活，直到十岁那年，
他父亲举家搬到贾拉拉巴特。
十四岁，他和他父亲加入了人民圣战者组织，抗击俄国佬。
他们在潘杰希尔峡谷抗战了两年，
直到直升机的炮火将把父亲炸成碎片。
法里德娶了两个妻子，有五个小孩。
拉辛汗眼露悲哀地说，
“他过去有七个小孩。
但在早几年，就在贾拉拉巴特城外，
地雷爆炸夺走了他两个最小的女儿；
那次爆炸还要去了他的脚趾以及他左手的三个手指。
在那之后，他带着妻子和小孩搬到白沙瓦。
“关卡。”法里德不满地说。
我稍稍瘫在座位上，双臂抱胸，
暂时忘却了眩晕的感觉。
但我不用担心，
两个阿富汗民兵朝我们这辆破旧的陆地巡洋舰走来，
匆匆看了一眼车内，挥手让我们走。

在拉辛汗和我准备的清单中，
法里德是第一，
清单还包括把美元换成卡尔达和阿富汗尼钞票，
我的长袍和毡帽——讽刺的是，
真正在阿富汗生活的那些年，
这两件东西我统统没穿过
哈桑和索拉博的宝丽莱合影，
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是：
一副黑色假胡子，长及胸膛。
表示对伊斯兰教，
至少是塔利班眼中的伊斯兰教的友好。
拉辛汗认得白沙瓦几个精于此道的家伙，
有时他们替那些前来报道战争的西方记者服务。

拉辛汗曾要求我多陪着他几天，计划得更详尽一些。
但我知道自己得尽快启程。
我害怕自己会改变主意。
我害怕自己会犹豫不决，
瞻前顾后，寝食难安，
寻找理由，说服自己不要前去。
我害怕来自美国生活的诱惑会将我拉回去，
而我再也不会趟进这条大河，
让自己遗忘，
让这几天得知的一切沉在水底。
我害怕河水将我冲走，
将我冲离那些当仁不让的责任，
冲离哈桑，
冲离那正在召唤我的往事，
冲离最后一次赎罪的机会。
所以我在这一切都还来不及发生之前就出发了。
至于索拉雅，
我没有告诉她我回阿富汗并非明智之举。
如果我那么做，她会给自己订票，
坐上下一班飞往阿富汗的客机。
我们已经越过国境，
触目皆是贫穷的迹象。
在路的两旁，
我看见村落一座连一座，
如同被丢弃的玩具般，散落在岩石间；
而那些残破的泥屋和茅舍，
无非是四根木柱，
加上屋顶的破布。
我看见衣不蔽体的孩子在屋外追逐一个足球。
再过几里路，
我看到有群男人弓身蹲坐，
如同一群乌鸦，
坐着的是被焚毁的破旧俄军坦克，
寒风吹起他们身边毛毯的边缘，
猎猎作响。
他们身后，有个穿着棕色长袍的女子，
肩膀上扛着大陶罐，
沿着车辙宛然的小径，走向一排泥屋。
我说“真奇怪。”。
“什么？”
“我回到自己的国家，却发现自己像个游客。”
路边有个牧人，
领着几只干瘦的山羊在赶路。
法里德冷笑，扔掉烟蒂，
“你还把这个地方当成国家？”
“我想有一部分的我永远会这么认为。”我说，
我的戒备之心出乎自己意料之外。
“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年之后？”
法里德说着打着方向盘，
避开路上一个海滩球那么大的洞。
我点点头：“我在阿富汗长大。”
法里德又冷笑。
“你为什么这样？”
“没什么。”
“不，我想知道。你干吗这样？”
借着法里德的后视镜，
我见到他眼里有神色闪动。
“你想知道？”
“我来想像一下，老爷。
你也许生活在一座两层或者三层的楼房，
有个漂亮的后院，
你的园丁给它种满花草和果树。
当然，门都锁上了。
你父亲开美国车。
你有仆人，估计是哈扎拉人。
你的父母请来工人，
装潢他们举办宴会的房间，
好让他们的朋友前来饮酒喝茶，
吹嘘他们在美国和欧洲的游历。
而我敢拿我大儿子的眼睛打赌，
这是你第一次戴毡帽。”
“我说得没错吧？”
他朝我咧嘴而笑，
露出一口过早蛀蚀的牙齿，
“你为什么要说这些呢？”我说。
“因为你想知道，”他说着。
指着一个衣裳褴褛的老人，
背着装满柴草的麻袋，
在泥土路上跋涉前进。
“那才是真正的阿富汗人，老爷，
那才是我认识的阿富汗人。
你？
在这里，你一直无非是个过客而已，
不过你自己不知道罢了。”

拉辛汗警告过我，在阿富汗，
别指望那些留下来战斗的人会给我好脸色看。
“我为你父亲感到难过，”
“我为你女儿感到难过，
我为你的手感到难过。”
“那对我来说没有意义。”
“为什么无论如何，
你们总是要回到这里呢？
卖掉你们父亲的土地？
把钱放进口袋，跑回美国找你们的妈妈？”
“我妈妈在生我的时候死了。”
他叹了口气，又点一根烟，一语不发。
“停车。”
“什么？”
“停车，该死。”
“我要吐了。”
车还没在路边的沙砾上停稳，我就吐了出来。

接近黄昏的时候，地形变了，
从烈日灼烤的山峰和光秃秃的悬崖变成一派更翠绿的田园风光。
大路从蓝地科托下降，
穿过新瓦里地区，直达蓝地卡纳。
我们从托尔坎进入阿富汗。
夹道相送的柏树比我记忆中少多了，
但在经历开伯尔隘口那段乏味的旅途之后，
再次见到树木，还是神情一振。
我们正在接近贾拉拉巴特，
法里德有个兄弟在那儿，
我们会在他家过夜。

我们驶进贾拉拉巴特的时候，
太阳还没有完全下山。
这座城市是楠格哈尔省的首府，
过去以温和的气候和水果闻名。
法里德驶过市中心的楼宇和石头房子。
那儿的棕榈树也没记忆中多，
而有些房子已经变成几堵没有屋顶的墙壁、几堆杂乱的泥土。
法里德驶上一条土路，
将陆地巡洋舰停在干涸的水沟旁边。
我从他的车上溜出来，
伸展拳脚，深深吸了一口气。
从前，和风拂过贾拉拉巴特富饶的平原，
农民种满甘蔗，
城里的空气弥漫着甜蜜的香味。
我闭上眼睛，搜索香味，可是没有找到。

“我们走吧。”法里德不耐烦地说。
我们踏上那条土路，
经过几株光秃秃的白杨和一排残破的泥墙。
法里德将我领到一座破落的平房，敲敲木板门。
有个用白色头巾蒙住脸的少女探出头来，
露出海蓝色的眼睛。
她先看到我，身子一缩，
然后看到法里德，眼睛亮起来。
“你好，法里德叔叔。”
“你好，亲爱的玛丽亚。”法里德回答说，
给了她一种他整天都没给我的东西：
一个温暖的微笑。
法里德亲了她的额头。
少女让出路，
有点紧张地看着我随法里德走进那座小小的房子。

泥砖屋顶很低，四面泥墙空空如也，
赖以照明的是屋角两盏提灯。
草席盖住地面，
我们脱掉鞋子，踏上去。
三个年轻的男孩盘膝坐在一堵墙下的垫子上，
下面铺着卷边的毛毯。
有个留着胡子的高个子男人站起来迎接我们。
法里德和他拥抱，亲吻彼此的脸颊。
法里德介绍说他叫瓦希德，是他哥哥。
“他从美国来。”
他对瓦希德说，翘起拇指指着我，
然后丢下我们，自行去跟那些男孩打招呼。

瓦希德和我倚着墙，坐在那些男孩对面，
他们跟法里德开玩笑，爬上他的肩膀。
尽管我一再推辞，
瓦希德令其中一个男孩去给我拿毛毯，
以便我坐得舒服些，
又让玛丽亚给我端茶。
他问起从白沙瓦来的旅途，
问起路过开伯尔隘口的情况。
“我希望你们没有碰到任何强盗。”
与开伯尔隘口同样远近闻名的是，
强盗利用那里的地形打劫过往旅客。
我还没有回答，他就眨眨眼，大声说：
“当然，没有任何强盗会打我兄弟那辆破车的主意。”

法里德将最小那个孩子抱倒在地，
用那只完好的手去挠他的肋骨。
那孩子咯咯大笑，双脚乱踢。
“最少我还有一辆车，”法里德气喘吁吁地说，
”你那头驴子最近怎样？”
“我的驴子骑起来比坐你的车好。”
“骑驴才知驴难骑。”法里德回敬说。
他们全都笑起来，我也笑了。
我听见隔壁传来女人的声音。
从我坐的地方，
可以看到那间屋子的一半。
玛丽亚和蒙着棕色面纱的妇女低声交谈，
从一个大水壶往茶壶里面倒水。
那女人年纪较大，应该是她妈妈。
“你在美国干什么呢，老爷？”瓦希德问。
“我是个作家。”
“作家？”
“你写阿富汗吗？”
“这么说吧，我写过，但现在没有。”我说。
我最后一本小说叫《此情可待成追忆》，
写的是一个大学教授的故事，
他发现妻子跟他的学生上床之后，
追随一群吉卜赛人而去。
这本书不错。
有些评论家说它是本“好”书，
有一个甚至还用了“引人入胜”这样的评语。
但突然之间，它让我很难为情。
我希望瓦希德不会问起它的内容。
“也许你应该再写写阿富汗。”
“将塔利班在我们国家的所作所为告诉世界其他角落的人们。”
“嗯，我不是……我不算是那种作家。”
“哦，”
“你知道得最清楚，当然。我不该建议你……”
就在那时，玛丽亚和另一个妇女走进来，
端着一个小盘子，上面有茶壶和两个茶杯。
我毕恭毕敬地站起来，
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弯身鞠躬。
“你好。”我说。
那妇女放下面纱，
遮住下半边脸，也鞠躬。
“你好。”
她的声音细不可闻。
我们不看对方的眼睛。
她倒茶水的时候我站立着。
那妇人将热气腾腾的茶杯放在我面前，退出房间。
离开的时候，
她赤裸的双脚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我坐下，喝起那杯浓浓的红茶。

在前往喀布尔的途中，
满目疮痍的国家和贫困饥饿的人民令阿米尔心情沉重，
尽管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但已是满目全非的喀布尔仍令阿米尔震惊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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