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往喀布尔的途中，
满目疮痍的国家和贫困饥饿的人民令阿米尔心情沉重，
尽管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但已是面目全非的喀布尔仍令阿米尔震惊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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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卡勒德·胡赛尼
演播：徐涛

此书已由世纪出版集团出版

废墟和乞丐，触目皆是这种景象。
我记得从前也有乞丐
爸爸身上总是额外带着一把阿富汗尼硬币，分发给他们；
我从不曾见过爸爸拒绝乞讨的人。
可是如今，街头巷尾都能见到他们，
身披破麻布，
伸出脏兮兮的手，乞讨一个铜板。
而如今乞食的多数是儿童，瘦小，脸色冷漠，
有些不超过五六岁。
妇女裹着长袍，
坐在繁忙街道的水沟边，
膝盖上是她们的儿子，
一遍遍念着：“行行好，行行好！”
还有别的，某种我一开始没有注意到的事情：
几乎见不到有任何成年男子在他们身边
战争把父亲变成阿富汗的稀缺物品。

我们开在一条朝西通往卡德察区的街道上，
我记得在1970年代，这可是主要的商业街：
雅德梅湾。
干涸的喀布尔河就在我们北边。
那边的山麓之上，耸立着残破的旧城墙。
它东边紧邻的巴拉·希萨堡垒
坐落在雪达瓦扎山脉上。
1992年到1996年间，
人民圣战者组织的火箭如雨点般从那座山脉发射出来，
落进喀布尔城里，造成如今摆在我眼前的浩劫。
雪达瓦扎山脉朝西逶迤而去。
我记得，“午炮”也是从这些山峦中发射出来的，
它每天响起，宣告中午来临；
在斋月期间，它也是一声信号，
意味着白天的禁食可以结束了。
那些天，整座城市都能听见午炮的轰鸣。

“我小时候常常路过这儿，前往雅德梅湾。”
“过去这儿商店宾馆林立，遍地食肆和霓虹灯。
我经常向一个叫做塞弗的老人买风筝。
他在旧警察局旁边开了间小小的风筝铺。”
“警察局还在那儿。”法里德说，
“这座城市不缺警察。
但你在雅德梅湾，
或者喀布尔任何地方，
再也找不到风筝或者风筝铺了。
那样的日子已经结束。”
雅德梅湾已经变成一座巨大的废墟。
那些尚未被彻底摧毁的屋宇赤条条地竖在那里，
屋顶破了大洞，墙壁嵌满火箭的弹片。
整个街区已经化为瓦砾。
我看见一个带着弹孔的招牌斜斜埋在一堆残骸中，
上面写着“请喝可口可乐……”。
我看见在那些犬牙交错的砖石废墟中，
有座没有窗户的破房子，儿童在里面玩耍。
自行车和骡车在孩子、流浪狗和一堆堆废物中穿梭。
城市上方是灰蒙蒙的尘雾，
河那边，一道青烟袅袅升上天空。
我说“那些树呢？”
“冬天的时候被人们砍成柴火了。”
“俄国佬也砍了不少。”
“为什么？”
“树上经常躲着狙击手。”
一阵悲哀向我袭来。
重返喀布尔，
犹如去拜访一个多年未遇的老朋友，
却发现他潦倒凄戚，
发现他无家可归、身无分文。
“我爸爸过去在沙里诺区盖了个恤孤院，
旧城那边，就在这里的南面。”我说。
“我有印象，它在几年前被毁了。”
“你可以停车吗？”
“我想在这里走走，很快就好。”
法里德把车停在一条小巷，
旁边有座摇摇欲坠的房子，没有门。
“这儿过去是间药房。”
我们走上雅德梅湾，转右，朝西走去。
“什么味道？”
某些东西熏得我眼泪直流。
“柴油。这座城市的发电厂总是出毛病，
用电得不到保证，人们烧柴油。”
“柴油。你记得从前这条街道散发着什么味道吗？”
“烤肉。”
“烤羊羔肉。”
“羊羔肉。”
法里德说着舔了舔嘴唇。
“现在喀布尔城里只有塔利班吃得上羊羔肉啦。”
“说起……”
一辆卡车朝我们驶来。
“大胡子巡逻队。”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塔利班。
我在电视上、互联网上、
杂志封面上、报纸上见过他们。
但如今我站在这里，
离他们不到五十英尺，
告诉自己心里突然涌起的并非纯粹的赤裸裸的恐惧；
告诉自己我的血肉没有突然之间压着我的骨头，
我的心跳没有加速。
他们来了，趾高气扬。

红色的丰田皮卡慢慢驶过我们。
几个脸色严峻的青年人蹲在车斗上，
肩膀扛着俄制步枪。
他们全都留着大胡子，穿着黑色长袍。
有个皮肤黝黑的家伙，看上去二十出头，
皱着一双浓眉，
手中挥舞着鞭子，
有节奏地抽打着车身一侧。
他溜转的眼睛看见我，和我对望。
终我一生，我从未觉得自己如此无遮无拦。
接着那个塔利班吐了一口沾有烟丝的口水，
眼睛移开。
我发现自己又能呼吸了。
皮卡沿着雅德梅湾驶去，
在车后卷起一阵尘雾。
“你怎么回事？”
“什么？”
“永远不要瞪着他们！
你听到了吗？
永远不要！”
“我不是故意的。”
“你的朋友说得对，老爷。
好像你不该用棍子去捅一条疯狗。”
有个人这样说着。
声音来自一个老乞丐，
赤足坐在一座弹印斑斑的建筑的台阶上。
他身上的旧衣服磨得破烂不堪，
戴着肮脏的头巾。
他左边眼眶空空如也，眼皮耷拉。
他举起患关节炎的手，
指着红色皮卡驶去的方向。
“他们开着车，四处寻找。
希望找到那些激怒他们的人，
他们迟早会找到，
然后那些疯狗就有得吃了，
整天的沉闷终于被打破，
每个人都高呼‘真主至尊！’
而在那些没人冒犯他们的日子里，
嗯，他们就随便发泄。
对吧？”
法里德说“塔利班走近的时候，
你的眼睛要看着地面。”
“你的朋友提了个好建议。”
“原谅我，你能施舍几个阿富汗尼吗？”
“别理他。我们走。”
法里德说，拉着我的手臂。
我给了那个老人一张十万阿富汗尼的钞票，
大约相等于三个美元。
他倾着身子过来取钱，身上的臭气扑鼻而来，令我欲呕。
他匆忙把钱塞在腰间，独眼滴溜溜地转着。
“谢谢你的慷慨布施，老爷。”
“你知道卡德察的恤孤院在哪里吗？”
“它不难找，就在达鲁拉曼大道西端。”
“自从火箭炸毁老恤孤院之后，
孩子们就搬到那边去了。
真是才脱狼群，又落虎口。”
“谢谢你，老爷。”
我说，转身走开。
“你这是第一次吗？”
“什么？”
“第一次看到塔利班。”
我一语不发。
老乞丐点点头，露出微笑。
嘴里剩下的牙齿屈指可数，泛黄而且弯曲。
“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他们席卷喀布尔的情景，
那天多么高兴！”他说，
“杀戮结束了！哇，哇！
但就像诗人说的：
‘爱情看似美好，但带来麻烦。’”
我脸上绽出笑容，
“我知道那首诗，哈菲兹写的。”
“对对，是他写的。”
“我知道。我过去在大学教过它。”
“你教大学？”
“从1958年到1996年。
我教哈菲兹、迦亚谟、鲁米、贝德尔、雅米、萨迪。
我甚至还在德黑兰开过讲座，
那是在1971年，关于神秘的贝德尔。
我还记得他们都起立鼓掌。哈！”
“但你看到车上那些年轻人。
你认为在他们眼里，苏菲主义有什么价值？”
“我妈妈也在大学教书。”
“她叫什么名字？”
“索菲亚·阿卡拉米。”
老人那患白内障的眼睛闪出光芒：
“‘大漠荒草生息不绝，反教春花盛放凋零。’
她那么优雅，那么高贵。
真是悲剧啊。”
“你认识我妈妈？”我在老人的身边蹲下。
“是的，我认识。”
“过去下课后我们常坐在一起交谈。
最后一次是下雨天，
隔天就期末考试，
我们分享一块美味的杏仁蛋糕。
杏仁蛋糕，热茶，还有蜂蜜。
那时她肚子很大了，变得更加美丽。
我永远不会忘记她那天对我说的话。”
“那是什么？请告诉我。”
爸爸每次向我提起妈妈，总是很含混，
比如“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但我一直渴望知道细节，比如：
她的秀发在阳光下是什么样子，
她最喜爱的冰淇淋是什么口味，
她最喜欢哼唱的歌是哪一首，
她也咬指甲吗？
爸爸关于妈妈的记忆，
已经随着他长埋地下。
也许提起她的名字会唤起爸爸心中的负疚，
为她死后他犯下的事情。
抑或是因为失去妈妈的伤痛太深，
爸爸不忍再度提及。
也许两种原因都有。
“她说，‘我很害怕。’
我问，‘为什么？’
她说，‘因为我深深地感到快乐，拉索尔博士，
快乐成这样，真叫人害怕。’
我问她为什么，
她说，‘他们只有准备要剥夺你某种东西的时候，
才会让你这么快乐。’
我说，‘快别胡说。
这种想法太蠢了。’”
法里德拉着我的手臂。
“我们该走了，阿米尔老爷。”
我将手臂挣脱出来，
“还有呢？还有呢？她还说什么了？”
老人露出柔和的神情。
“我希望我能替你记起来。
可是我不记得了。
你妈妈走得太久了，
我的记忆四散崩塌，
像这些房子。
对不起。”
“可是哪怕一件小事也好，任何事情都好。”
“我会想想看。
这是承诺，记得回来找我。”
“谢谢你。”
“太谢谢你了。”
我是说真的。
现在我知道妈妈曾经喜欢涂了蜂蜜的杏仁蛋糕，
还有热红茶，
知道她用过“深深地”这个词，
知道她曾为快乐烦恼过。
我对妈妈的了解，
从这个街头老人身上得到的，
甚至比从爸爸身上知道的还要多。
露宿街头的老乞丐恰好认识我妈妈，
这在多数非阿富汗人眼里，
也许会是匪夷所思的巧合，
但我们对此只字不提，
默默走回那辆汽车。
因为我们知道，在阿富汗，
特别是在喀布尔，
这样的荒唐事情司空见惯。
爸爸过去说过：
“把两个素昧平生的阿富汗人关在同一间屋子里，
不消十分钟，他们就能找出他们之间的亲戚关系。”

我们离开了坐在那座房子台阶上的老人。
我原想带他到他的办公室去，
看看他能否想起更多关于我妈妈的事情。
但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我发现新恤孤院在卡德察区北边，
紧邻干涸的喀布尔河河堤。
那是一座平房，军营式建筑，
墙上有裂缝，窗户用木板封上。
前去的途中，法里德告诉我说，
在喀布尔各个城区中，
卡德察区受战争破坏最严重，
而当我们下车，证据太明显了。
立在满是弹坑的街道两旁的，
只有比废墟好不了多少的破落建筑，
以及久无人烟的房子。
我们走过一具锈蚀的轿车残骸，
看到一台半截埋在碎石堆里面、没有荧屏的电视机，
一堵涂着黑色“塔利班万岁”标语的墙壁。

开门的是个秃顶男人，
矮矮瘦瘦，留着蓬松的灰白胡子。
他穿着旧斜纹呢夹克，
戴着无边便帽，
眼镜挂在鼻尖上，
有块镜片已经碎裂。
眼镜后面，
黑豆似的眼珠在我和法里德身上扫来扫去。
“你好。”
“你好，”
把宝丽莱照片给他看，
“我们在找这个男孩。”
他匆匆瞥了一眼照片，
“对不起，我从没见过他。”
“你还没仔细看看那张照片呢，老弟，”
“是啊，为什么不好好看看呢？”法里德说着
我补上了一句“麻烦你。”。
那男人接过相片，端详着，
把它还给我。
“不，对不起。
我只认得这所机构里面的每个孩子，
但这个看起来很面生。
现在，如果你们没别的事情，
我得去工作了。”
他转身，关上大门。

阿米尔到恤孤院寻找哈桑的儿子索拉博，
却被告知孩子在一个月前就已经被一个塔利班官员带走，
目前生死未卜。
阿米尔悲愤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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