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米尔到恤孤院寻找哈桑的儿子索拉博，
却被告知孩子在一个月前已被一个塔利班官员带走，
目前生死未卜，
阿米尔悲愤难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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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卡勒德·胡赛尼
演播：徐涛

此书已由世纪出版集团出版

我站在爸爸房子的大门外面，
我把手放在锈蚀的铁栅上，
回忆起儿童年代，
为了一些现在看来微不足道的、
但当时觉得至关重要的事情，
我曾成千上万次跑过这扇大门。

我望进去。
车道从大门伸进院子，
当年夏天，
我和哈桑就在这里轮流学骑自行车，先后摔倒，
它看起来没有我记忆中那么宽。
柏油路裂开闪电状的缝隙，
从中长出更多的野草。
多数白杨树已经被伐倒，
过去哈桑和我常常爬上那些树，
用镜子将光线照进邻居家里，
那些仍就伫立着的树如今叶子稀疏。
病玉米墙仍在那儿，
然而我没有看到玉米，
无论病的还是健康的。
油漆已经开始剥落，
多数处已然整块掉下。
草坪变成了棕色，
跟弥漫在这座城市上空的尘雾一样，
点缀着几处裸露的泥土，
上面根本没有东西生长。

车道上停了一辆吉普，看上去全然错了：
爸爸的黑色野马属于那儿。
很多年前，
野马的八个气缸每天早晨轰轰作响，将我唤醒。
我看见吉普下面漏着油，
滴在车道上，活像一块大大的墨渍。
吉普车后面，一辆空空的独轮车侧倾倒地。
车道左边，
我看不到爸爸和阿里所种的蔷薇花丛，
只有溅上柏油的泥土和杂草。
法里德在我背后揿了两次喇叭。
“我们该走了，老爷。
我们会惹人疑心的。”
“再给我一分钟就好。”

房子本身远不是我自童年起便熟悉的宽敞白色房子。
它看上去变小了，
屋顶塌陷，泥灰龟裂。
客厅、门廊，还有楼顶客房的浴室，
这些地方的窗户统统破裂，
被人漫不经心地补上透明的塑料片，
或者用木板钉满窗框。
曾经光鲜的白漆如今黯淡成阴森的灰色，
有些已经蜕落，露出下面层层砖块，
前面的台阶已经倾颓。
和喀布尔其他地方相比如此相似，
我爸爸的房子一派繁华不再的景象。

我看到自己那间旧卧房的窗户，
在二楼，房间的主楼梯以南第三个窗户。
我踮起脚，除了阴影，
看不见窗户后面有任何东西。
二十五年前，
我曾站在同一扇窗户后面，
大雨敲打窗片，
我呼出的气在玻璃上结成雾。
我目睹哈桑和阿里将他们的行囊放进爸爸轿车的后备厢。

“阿米尔老爷。”法里德又在喊了。
“我来了。”
发疯似的，我想进去。
想踏上前门的台阶，
过去阿里经常在那儿，
要我和哈桑脱掉雪靴。
我想走进门廊，闻闻橙皮的香味，
阿里总是将它们扔到炉里，跟锯屑一起燃烧。
我想坐在厨房的桌子边，
喝茶，吃一片馕饼，
听哈桑唱古老的哈扎拉歌谣。

又是一声喇叭。
我走回停在路边的陆地巡洋舰。
法里德在车里吸烟。

我跟他说“我得再去看一件东西。”。
“你能快点吗？”
“给我十分钟。”
“那么，去吧。”
“都忘了吧，让它容易一些。”
“让什么容易一些？”
“活下去。”
“你还要看多少东西？
让我替你省下麻烦吧。
你记得的东西，没有一件存下来。
最好都忘了。”
“我不想再遗忘了，等我十分钟。”

当我们爬上爸爸房子北边那座山的时候，
我们，我和哈桑，几乎一点汗都没出。
我们在山顶奔走嬉闹，彼此追逐，
或者坐在倾斜的山脊上，
在那儿可以将远处的机场尽收眼底。
我们看着飞机起降，又嬉闹起来。

如今，当我爬上崎岖的山顶，
气息粗重，仿佛要喷出火来，
脸上汗水直流。
我站着喘了好一会，身子一阵刺痛。
然后我去看那废弃的墓园，
没费多少时间就找到了，它仍在那儿，
那株苍老的石榴树也在。

我再次倚着墓园的灰色石门，
哈桑就在里面埋葬了他母亲。
过去那扇折叶松脱的铁门已经不见了，
浓密的杂草已经占领这片土地，
几乎将墓碑全部掩埋。
两只乌鸦栖息在墓园低矮的围墙上。

哈桑在信中提到，
石榴树已经多年没有结果实了。
看着那枯萎凋零的树木，
我怀疑它是否能够再次开花结果。
我站在它下面，
想起我们无数次爬上去，
坐在枝桠上，双腿摇晃，
斑驳的阳光穿过树叶，
在我们脸上投射出交错的光和影。
我嘴里泛起强烈的石榴味道。

我屈膝蹲下，双手抚摸着树干。
我见到我所要找的，刻痕模糊，
几乎全然消退，但它仍在：
“阿米尔和哈桑，喀布尔的苏丹。”
我用手指顺着每个字母的笔画，
从那些细微的裂缝刮下一点点树皮。

我盘膝坐在树下，
朝南眺望这座我童年的城市。
曾几何时，家家户户的围墙都有树梢探出来，
天空广袤而澄蓝，
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晾衣线挂满衣物。
如果你仔细听，
兴许你甚至能听到来自瓦兹尔·阿克巴·汗区的叫卖声，
兜售水果的小贩高声：
樱桃！杏子！葡萄！
日落时分，
你还可以听到钟声，
来自沙里诺区的清真寺，
召唤人们前去祷告。
我听见喇叭声，看到法里德朝我招手。
是该走的时候了。

我们又朝南驶去，回到普什图广场。
我们和好几辆红色的皮卡擦身而过，
车斗上挤满荷枪实弹、留着大胡子的年轻人。
每次遇到他们，法里德都会低声咒骂。

我付钱住进了普什图广场附近一间小旅馆。
三个小女孩穿着统一的黑色服装，戴着白色头巾，
紧贴着柜台后面那个瘦小的四眼佬。
他索价75美元，那地方相当破落，
这个价格简直匪夷所思，但我并不在乎。
为了给夏威夷海边的房子付款漫天要价是一回事，
为了养活孩子这么做又是一回事。

房间里没有热水，破旧的厕所无法冲水。
只有一张铁床，一张破褥子，
一条旧毛毯，角落摆着只木椅。
正对广场的窗户破了，还没修补。
我放下行李箱，
发现床后的墙壁上有块干了的血迹。

我给法里德钱，让他出去买吃的。
他带回四串热得滋滋响的烤肉，
刚出炉的馕饼，还有一碗白米饭。
我们坐在床上，埋头大吃。
毕竟，喀布尔还有一样没有改变的事情：
烤肉依然如我记忆中那般丰腴美味。

那天晚上，我睡床，法里德睡地板，
我额外付了钱，
让老板取来一条毛毯，给法里德裹上。
除了月色从破窗倾泻进来，再无其他的光线。
法里德说老板告诉过他，
喀布尔停电两天了，
而他的发电机需要修理。
我们谈了一会。
法里德告诉我他在马扎里沙里夫长大的故事，
在贾拉拉巴特的故事。
他告诉我说，在他和他爸爸加入圣战者组织，
在潘杰希尔峡谷抗击俄国佬之后不久，
他们粮草告罄，只好吃蝗虫充饥。
他跟我说起那天直升机的炮火打死了他父亲，
说起那天地雷索走他两个女儿的命。
他问我美国的情况。
我告诉他，在美国，
你可以走进杂货店，
随意选购十五或者二十种不同的麦片。
羊羔肉永远是新鲜的，牛奶永远是冰冻的，
有大量的水果，自来水很干净。
每个家庭都有电视，每个电视都有遥控器，
如果你想要的话，可以安装卫星接收器，
能看到超过五百个电视台。
“五百个？”
“五百个。”

我们沉默了一会。
我刚以为他睡着，法里德笑起来。
“老爷，你听过纳斯鲁丁毛拉的故事吗？
他女儿回家，抱怨丈夫打了他，
你知道纳斯鲁丁怎么做吗？”
我能感到他在黑暗中脸带微笑，
而我的脸上也泛起笑容。
关于那个装腔作势的毛拉有很多笑话，
世界各地的每个阿富汗人多多少少知道一些。
“他怎么说？”
“他也揍了她，然后让她回家告诉她丈夫，
说毛拉可不是蠢货：
如果哪个混蛋胆敢揍他的女儿，
毛拉会揍他的妻子以示报复。”
我大笑。
部分是因为这个笑话，
部分是由于阿富汗人的幽默从不改变。
战争发动了，因特网发明了，
机器人在火星的表面上行走，
而在阿富汗，我们仍说着纳斯鲁丁毛拉的笑话。
“你听说过这个故事吗？
有一次毛拉骑着他的驴子，
肩膀上扛着一个重重的袋子。”
“没有。”
“有个路人问，你为什么不把袋子放在驴背上呢？
这毛拉说：‘那太残忍了，我已经压得这可怜的东西不堪重负了。’”
我们轮流说着纳斯鲁丁毛拉的笑话，
全都讲完之后，
我们再次陷入了沉默。
“阿米尔老爷？”
法里德惊醒了睡意朦胧的我。
“怎么？”
“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呢？
我是说，你为什么真的到这里来呢？”
“我告诉过你。”
“为了那个男孩？”
“为了那个男孩。”
“真叫人难以相信。”
“有时候，我也无法相信自己竟然来到这里。”
“不……我想问的是，为什么是那个男孩？
你从美国漂洋过海，就为了……一个什叶派信徒？”
这句话让我再也笑不出来，睡意全消。
“我累了。我们睡觉吧。”

法里德的鼾声很快在空荡荡的房间响起。
我睡不着，双手交叉放在胸前，
透过那扇破窗，望着星光闪闪的夜空，
想起人们对阿富汗的评论，也许那是对的。
也许它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

我们走进伽兹体育馆入口通道的时候，
喧哗的人群正在纷纷入座。
台梯状的水泥看台上挤满了几千人。
儿童们在过道嬉闹，上下追逐。
空气中散发着辣酱鹰嘴豆的味道，
还有动物粪便和汗水的臭味。
法里德和我走过那些兜售香烟、松子和饼干的小贩。

有个骨瘦如柴的男孩身穿斜纹呢夹克，
抓住我的胳膊，在我耳边低语。
问我要不要买些“性感的图片”。
“非常诱人，老爷。”
他说着机警的眼睛四下扫视
让我想起一个女孩，早几年的时候，
在旧金山田德龙区街头，她竭力劝我买毒品。
那男孩拉开夹克的一边，
让我匆匆看一眼他的性感图片：
印度电影的明信片，
上面是媚眼如丝的女演员，
穿着全套衣服，躺在男人怀里。
“多么性感。”
“不了，谢谢。”
我说着把他推开，继续走。
“他要是被抓住，
他们会用鞭子打得他父亲从坟里醒过来。”法里德低声说着。

当然，票上没有座位号码，
没有人礼貌地指引我们到哪一区、哪一排就座。
从来就是这样，即使在旧时君主制的那些岁月。
我们找到一个视线很好的位置坐下，就在中场左边，
不过法里德那边有点挤，推推搡搡的。

我记得在1970年代，爸爸常带我到这里看足球赛，
那时球场上的草多么绿啊。
现在则是一团糟。
到处都是洞和弹坑，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
南边球门门柱后面，地上有两个很深的洞，
球场根本没有草，只有泥土。
等到两支队伍各自入场
天气虽然很热，所有人都穿着长裤
他们开始比赛，球员踢起阵阵尘雾，
很难看到球在哪里。
年轻的塔利班挥舞着鞭子，
在过道来回巡视，鞭打那些喊得太大声的观众。

中场的哨声吹响之后，他们将球员清走。
一对红色的皮卡开进来，
跟我来这城市之后到处都见到的都一样，
它们从大门驶进体育馆。
一个妇女穿着蓝色的蒙头长袍，
坐在一辆皮卡的后斗上。
另外一辆上面有个蒙住眼睛的男子。
皮卡慢慢绕着场边的跑道开动，
似乎想让观众看得清楚一些。
它收到了想要的效果：
人们伸长脖子，指指点点，踮着脚站起。
在我身旁，法里德低声祷告，喉结上下蠕动。

红色卡车并排驶进球场，卷起两道尘雾，
阳光在它们的轮毂上反射出来。
在球场末端，它们和第三辆车相遇。
这一辆的车斗载着的东西，
让我突然明白了球门后面那两个洞究竟起何作用。
他们将第三辆卡车上的东西卸了下来。
意料之中，人群窃窃私语。
法里德悲哀地说“你想看下去吗？”。
“不。”
我有生以来，
从未有过如此强烈地想离开一个地方的渴望，
“但我们必须留下来。”

刚刚目睹了塔利班的暴行，阿米尔胆战心惊，
但为了营救索拉博，他勇敢的决定与带走索拉博的塔利班头目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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